“重诲，我先行一步。你我恩怨，到那边再算。”

写完之后，他把两封信交给妻子，交代道：“明日托人送到京城。一封信呈陛下，一封信送枢密院。”

妻子警觉地看着他：“老爷，你……”

“没事。”任圜笑了笑，伸手替她拢了拢鬓边的白发，“早点歇着吧。”

他走出内室，回到院中。

刘训等人还在原地等着，一个个站得笔直，但眼神都不太敢看他。

任圜走到石桌前，拿起那卷密令，又看了一眼。夜风拂过，吹得院中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月光洒在青砖地面上，明晃晃的，像铺了一层碎银子。

“刘指挥，”任圜忽然开口，“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

刘训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任圜也没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十八岁中进士，二十岁入幕府，三十五岁做尚书，四十八岁拜宰相。这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见识的都见识了。想来想去，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这磁州老家的几亩薄田——当年离家时说要回来种地，结果耽搁了三十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着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刘训站在那里，手心全是汗。

“算了，不说这些了。”任圜摆了摆手，转身朝屋内走去，“你等着，我去去就来。”

那一夜，磁州城外的小村庄里，没有人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

只有第二天清晨，任圜的妻子推开书房门时，看到丈夫安静地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桌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茶，和一张写了一半的宣纸。

纸上是一首没写完的诗，最后一句停在：

“丹心一片付东流——”

那个“流”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是写字的人写到此处，忽然失了力气。

消息传回洛阳，满朝震动。

李嗣源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听到消息时，手中的朱笔“啪嗒”一声掉在了桌案上，红色墨迹溅满了半张宣纸。

“谁让他死的？”李嗣源的声音在发抖，“朕何时下过这样的旨意？！”

御书房里伺候的太监们从未见过皇帝如此失态。李嗣源的脸色先是惨白，然后涨红，最后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铁青色。

安重诲站在阶下，面色沉静如水。

“陛下，”他的声音平缓得像一面镜子，“任圜在朝时屡次抗旨，结党营私，臣恐其归乡后勾连地方、图谋不轨，故而先行处置，以绝后患。”

李嗣源盯着安重诲，目光里混杂着震惊、愤怒和一种安重诲从未在皇帝眼中见过的情绪——恐惧。

是的，恐惧。

李嗣源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安重诲能假借密旨杀任圜，那他能不能用同样的手段杀别人？能不能——杀皇帝？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朕知道了。”李嗣源沉默许久，最终只说了这四个字。

他没有追究安重诲。

不是不想，是不敢。

安重诲手握军政大权，党羽遍布朝野，禁军将领中有一半是他的旧部。任圜死后，朝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制衡安重诲的人。在这个时候跟安重诲翻脸，李嗣源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筹码，觉得还不到时候。

但这个仇，他记下了。

散朝之后，李嗣源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坐了很久很久。他看着龙椅上雕刻的金龙，忽然觉得那些张牙舞爪的龙纹看起来不像是在守护皇权，倒像是在嘲讽他这个皇帝的无能。

“安重诲，”他低声念叨着这个名字，“安重诲……”

他没有说完，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任圜死后，安重诲的权势达到了巅峰。满朝文武见了他，恨不得把脑袋低到地上去。弹劾他的奏折？一封都没有——任圜的下场摆在那里，谁嫌命长了才去触这个霉头。

安重诲走路都带风了。

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心心念念的政策：增兵、扩编、加强边防。没人反对，一路绿灯。他举荐的人一个个高升，他看不惯的人一个个倒霉。朝堂变成了他的一言堂，而皇帝李嗣源则变得越来越沉默。

但安重诲不知道的是，沉默不代表软弱。

李嗣源在等。

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不会来得太快——安重诲树大根深，想要连根拔起，必须有万全的把握。但李嗣源有的是耐心，他从一个沙陀骑兵做起，一路忍到了皇帝这个位置上，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他在宫廷深处，在那些安重诲看不见的角落里，开始悄悄地做一些事情。

比如，他暗中召见了一些安重诲的对头，给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暗示。

比如，他开始逐步调整禁军的将领配置，今天换一个都虞候，明天调一个指挥使——动作很小，像蚂蚁搬家一样，不引人注目，但积少成多。

再比如，他把一些关于安重诲擅杀任圜的“传闻”放了出去，让它们在朝野之间慢慢发酵。他不着急收网，他要让这些种子自己生根发芽，直到有一天，安重诲忽然发现，自己的脚下已经全是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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