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大连湾北风微歇，海面泛着冷灰色的细浪。大连造船厂三号船坞外挤满了人，船厂职工、驻军代表、近海防御舰队全体官兵列队肃立，黑压压一片。

船坞尽头，一艘新舰披着红绸静静停在滑道上。

舰艏高昂，线条利落，舰桥紧凑。船身长约一百一十九米，标准排水量两千三百五十吨。从铺设龙骨到下水，耗时七个月零六天。

这七个月，大连造船厂几乎没歇过一天。夜班和白班连轴转，高炉的火从未熄过。工人们吃在船台，睡在工棚，醒来的第一眼是船，睡前的最后一眼还是船。船坞上方的电灯通宵达旦，把整个工地照得如同白昼。冬日的大连湾冷得能冻裂铁管，焊工手里的电弧却从早闪到晚。

船厂总工叫葛振海，祖父是福建马尾船政出身，他曾赴美学习造船，抗战爆发后困于重庆，靠给民生公司修旧船度日。李宏派人通过各种关系才找到他，并把他请来大连。据说李宏的人找到葛振海时，他正在嘉陵江边替人补木船。

葛镇海站在主席台一侧，眼中满是自豪和激动。

他身旁站着十几名外国面孔的技术人员，领头的是美籍船舶设计师赫希·戈登，一个在马萨诸塞州船厂干了十五年、因得罪上司而失业的美国人。去年六月，司徒美堂把这批失意工程师介绍来华，如今他们成了这艘船的设计骨干。

另外几名德国顾问站在稍远处，有人挂着莱卡相机，低声讨论主炮射击参数。

“葛总工，吉时到了。”副手小声提醒。

葛振海整了整棉帽，走到麦克风前，声音发颤：“我们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驱逐舰，今天下水。这艘船，命名为旅顺号。为了不忘甲午年，也为了纪念我们在旅顺血战中牺牲的英雄。”

船厂工人一齐鼓掌，海风把掌声送出老远。

舰队司令黄海涛一声令下：“奏海军军乐！”

军号声起，四名工人同时挥斧砍断固定的缆绳。

船体沿涂满润滑油的滑道缓缓移动，越滑越快，轰然入水，激起的浪花溅上船坞两壁。舰艏劈开海水，浮了起来。

“旅顺号下水成功！”葛振海扯着嗓子喊。

海面上，拖轮把新舰缓缓拖向三号泊位。

近海防御舰队的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欢呼。这支舰队组建不过半年，原本只装备了旅顺战后缴获的日军军舰，两艘水雷艇，三艘炮舰，总吨位加起来不到两千吨。眼前这艘旅顺号，比整个舰队原有家底都重。

葛振海站在码头边，看着新舰在泊位上系缆，忽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回头定睛一看，是黄海涛。

“葛总工，这艘新舰什么时候能跑起来？”黄海涛问。

“明后两天装完火炮和通讯设备，就能开始海试。”葛振海搓着手，“海试分三项，航行、主炮、防空。要是天气好，三天内见结果。”

黄海涛咧嘴笑：“那我让舰队全体官兵在码头等你的好消息。船是好的，就看人了。”

二月初，海试正式开始。

旅顺号由拖轮引至外海，四台重油锅炉点燃，六千五百匹马力推动桨叶，舰尾拉起一道白浪。航速表指针爬升，二十八节，三十节，三十三节，最后在三十六节处稳稳停住。

葛振海在舰桥里握着话筒，声音压不住地往上扬：“主机运转正常！舰体无异常震动！继续跑十分钟！”

舰艏劈开的浪花打在甲板上，水兵们抓着栏杆齐声高喊。

赫希·戈登蹲在舰艉，目不转睛盯着舵叶翻起的尾流，那张红脸膛上的神情极为专注。半晌，他抬头对助手惊叹：“它居然跑得比弗莱彻级驱逐舰还轻快！”

实弹射击试靶设在离岸十五海里处。海面浮标靶布好，主炮一转，五座单装127毫米高平两用炮依次开火。第一轮齐射偏了两百码，修正后第二轮六发命中四发，标靶被撕成碎片漂在海上。

“好炮！好炮！”枪炮长摘下护耳大笑。

随后是防空测试。

舰上20毫米厄利孔机关炮和40毫米博福斯高炮对着拖靶机放出的风筒靶射击。弹链拉成橘红色的火线，在半空中划出密集的弧，像一张灼热的网罩向目标。拖靶在火网中被打得千疮百孔，很快拖着浓烟坠入海中。甲板上的弹药壳叮叮当当滚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无烟火药的气味。

黄海涛在指挥舰上拿望远镜看完全程，缓缓放下镜筒，对身边参谋说：“这船太棒了，就是拿去跟日本阳炎级驱逐舰单挑，也不落下风。”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不是不落下风，是胜算更大。”

海试结束当晚，葛振海在船厂食堂摆了几桌庆功宴。菜是咸鱼白菜加一锅海带汤，酒是从哈尔滨买来的烧刀子。

宴席上，黄海涛举着搪瓷碗站到台前，激动地说：“旅顺号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第一艘驱逐舰。别管甲午年，别管黄海，今天从大连湾开始，我们的海防，一寸不让！”

满屋人齐声应和，碗碰得咣当响。

葛振海喝了一大口酒，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他抹了把脸，对身边的赫希·戈登说：“等下一艘，咱们要造更大的。”

赫希·戈登点点头，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只要李将军给钱，别说驱逐舰，我连巡洋舰都能给你画出来，就是航母，我也曾经钻研过。”

三天后，旅顺号正式编入近海防御舰队，舷号001。

与此同时，李宏在太原接到黄海涛的报捷电报，只批了一句话：望尔等继续努力，护我华夏海疆无恙。

窗外春风初起，街道上传来百姓叫卖的吆喝声。

李宏站在窗前，目光越过太行山，朝东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