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四年八月下旬，秋风渐起，京城的街道上落叶纷飞。

两辆不起眼的青布人力自行车轿，先后从京城南城门入城。

车轿中坐着的，正是奉朝廷调令回京的汤鼐与姜洪。

汤鼐依旧是一副冷峻面孔，眼神如鹰隼般锐利。

姜洪则显得沉稳内敛，眉头微蹙，似在思索着朝局的变化。

两人这些年在外历经风霜，如今重返京城，感觉肩上的担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重，因为调令里清楚地注明是监国太子的意思。

他们被分别任命为巡城御史与代理右副都御史，看似风光，实则是个烫手山芋。

随后，姜洪、汤鼐一前一后得到了朱厚照的召见。

朱厚照寒暄与勉励过后，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密切关注驻京三王，切勿打草惊蛇，务求一击必中。”

三王，即申王朱佑楷、荣王朱佑槟、汝王朱佑梈。

两人虽然刚回京城，但对三王也是有所了解的。

申王开武馆，荣王结善缘，汝王施医药，表面上看，皆是安分守己、甚至颇有贤名的宗室。

就这样，汤鼐、姜洪正式上任。

汤鼐任巡城御史，负责京城治安、监察权贵；姜洪任代理右副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弹劾不法。

汤鼐作为巡城御史，巡逻时特地命人密切观察三大王府周边。

姜洪作为都御史，有权审查王府账目或相关记录。

两人盯了足足半个月，竟连三王半点“不轨”的痕迹都没摸到。

八月二十七日。

傍晚。

下值后。

姜宅后院。

书房。

“希范兄，这三位驻京王，当真是滴水不漏！”

汤鼐将手中的茶盏重重搁在桌上，皱眉道：“申王的武馆守备森严，荣王府闭门谢客，汝王的医馆更是只认病症不认人。若说他们图谋不轨，我是不信的。”

姜洪慢条斯理地吹了吹茶沫，轻叹道：“用之莫要心急，太子殿下既然让我们查，便不会只查谋逆这等诛九族的大罪。宗室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祖制。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造反，难道就不敢在别的地方逾矩吗？”

“别的地方？”

汤鼐眉头一挑，若有所思道：“你是指他们可能在女色上钻了朝廷的空子？”

“不错。”

姜洪放下茶盏，目光深邃，道：“去年陛下颁布的《问刑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亲王妾媵，最多十人，且必须‘一次选足’，不得日后补选。逾额者，谓之‘滥妾’，朝廷不予承认，其子女亦无俸禄。你且想想，这三位殿下，正值壮年，血气方刚，在这深宅大院里，难道真能守着十个名额不动心？”

是的，按照大明法律的明文规定，大明亲王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正妻加上妾室，最多确实只能有十一人，即一位正妻、十位妾室。

大明藩王纳妾人数的严格规定，并非来源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皇明祖训》，而是出现在弘治十三年，也就是去年。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赋予了宗室极大的特权，但并没有对各级宗亲纳妾的具体数量进行严格限制。

这种制度设计导致宗室子弟享有优厚俸禄，且不受职业限制，唯一的“合法娱乐”就是纳妾生子。

这直接导致了大明宗室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大约每三十年翻一番，给朝廷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到了弘治年间，山西境内的庆成郡王朱钟镒的子嗣数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据说至少有九十四个子女，甚至传说有百子。

仅他一个郡王，每年就需要朝廷支付数万石禄米。

如果全天下的藩王都效仿，大明朝廷财政将彻底崩溃。

这一极端事件引起了弘治皇帝朱佑樘的高度警觉。

为了遏制宗室人口的暴增，朱佑樘在弘治十三年，也就是去年，正式颁布了《问刑条例》，对《皇明祖训》进行了“打补丁”，首次对各级宗亲纳妾的数量做出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亲王的妾媵最多十人，亲王世子、郡王除正妃外，妾媵最多四人，且有年龄和子嗣门槛，即二十五岁无子才许选两人，三十岁无子才许选足四人。

至于郡王长子至将军的妾媵最多三人，中尉的妾媵最多两人。

而且，为了防止藩王钻空子，朝廷还规定了这些妾室必须是“一次选”，即一次性选定，以后如果妾室亡故或被休逐，都不可再补选。

对于超出规定名额私自纳妾的称为“滥妾”，朝廷不承认其宗室身份，其子女不能录入玉牒，也没有俸禄。

不过，虽然法律条文如此，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因为许多亲王并不严格遵守这十人的名额限制，他们往往会通过私下购买、收留等方式增加妾室数量，只要不公开造册上报，朝廷往往难以彻底追究。

除了拥有正式名分的“正妻”和“妾媵”，亲王府内还存在大量没有法定名额限制的底层女性。

比如侍寝但没有正式妾室名分的宫女，以及王妃、妾媵随嫁的侍女，还有普通的宫女，理论上也都属于藩王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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