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没有说话。

他望着远处那片黑压压的人影，望着那些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大周旗帜，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满是苦涩，像是嚼了一嘴的黄连，从舌尖苦到心口。

“传令下去，往北撤。撤到北海去。”

阿勒坦愣住了，瞪大了眼睛，血从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眼皮，他也顾不上擦。

“大汗，再往北就是冰天雪地了，咱们的人……”

“留下也是死。”巴特尔打断他，“大周人不会放过我们。往北走，至少还能活。哪怕多活一天，也是活。”

阿勒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调转马头，往队伍后面跑去。

巴特尔骑在马上，望着南方，久久没有动。

南方的天边有一抹淡淡的青色，那是暮色来临前的最后一缕光，很快就会消失。

那里，有他祖先的坟墓，有他长大的草原，有他放过的羊群。

可现在，那些都不是他的了。

他的手从马缰上滑下来，垂在身侧，像两根枯枝。

他调转马头，往北走去。

钟霖站在草原上，望着最后一股鞑靼残部消失在天际线上。

他没有下令追击，把他们赶出漠北就够了，再往前追，就是冰天雪地，追进去容易，出来难。

将士们已经跟着他跑了三千多里，从春天跑到秋天，从漠南跑到漠北，马换了三茬，靴子磨破了无数双，该回家了。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那口气在暮色中凝成一团白雾，慢慢散开了。

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灰，袖口上全是土，擦得脸更花了，他也不在意。

当初以为几个月就能打完的仗，硬是拖了这么久。

想起来都觉得牙疼。

鞑靼人像草原上的野狼，打不过就跑，跑远了又回来，回来又咬一口，咬完又跑。

他们的骑兵来去如风，大周的步兵追不上，追上了又打不着，打着了又围不住。

这两年多，军器监的炮改了四回。头一回把炮管加长了三尺，射程远了半里。

从只能打到三百步，变成了能打到五百步。

第二回在炮弹里装了新配的火药，炸开的时候能崩出一地的铁片。

方圆十几步内连只兔子都活不了，更别说人了。

第三回炮架加了轮子，能跟着骑兵跑了，不用再抬着走，省了多少人力。

第四回回最绝，炮管里膛了线，炮弹打出去不转圈了，直直地往前飞，指哪儿打哪儿。

还有枪。

那东西是皇后娘娘画了图纸交给军器监的。

头一批做出来的时候，又笨又重，打一枪要装半天火药，还经常炸膛。

第一个月就炸伤了十几个弟兄，吓得没人敢用。

后来改了十几回，越改越小，越改越轻，越改越好使。

到建和三年春天的时候，每个步兵都配了一把，一扣扳机就能打出去，比弓箭快，比弓箭远，还比弓箭准。

鞑靼人不怕弓箭，他们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弓马娴熟，骑射功夫比大周的骑兵还好。

可他们怕枪。那东西响起来像打雷，打出去的铁弹子穿甲透骨，躲都没处躲。

要是没有这些枪，没有这些炮，这一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可他还是打了两年多。

这两年多，大周的兵威传遍了四方。

不单单南洋那些小国，一个个都派了使节来朝贡，言辞恭敬得不得了。

就连远在西边的那些大秦人、大食人，也派了商队来打听消息，想知道大周到底造出了什么厉害的东西。

赶走鞑靼后，钟霖站在原地，望着北方的天际线，站了很久。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凉意，吹透了他的铠甲，他打了个哆嗦。

他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回营地，靴子踩在枯草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来人，笔墨伺候！”

他一屁股坐在行军椅上，椅子咯吱一声响，差点散了架。

铺开纸，提起笔，蘸饱了墨，一封捷报一挥而就。

他看了看，觉得不够劲儿，又提起笔，在末尾加了一行字。

“鞑靼残部已退至北海以北，漠南漠北千里草原，尽归大周。臣钟霖，幸不辱命。”

他放下笔，对着那封捷报吹了吹，墨迹在纸上慢慢干透。

“八百里加急，送回京城。”

信使接过捷报，翻身上马，一骑绝尘而去。

捷报是在一个阴沉沉的午后送进京城的。

那天没有太阳，天灰蒙蒙的。

街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缩着脖子走过，连吆喝声都比平日低了几分。

最先听见动静的是守城的士兵。

远处官道上扬起一溜尘土，一匹马飞奔而来，蹄声急促得像擂鼓，一下一下地砸在青石板路上。

马上的信使穿一身破旧的驿服，脸上全是灰，嘴唇干裂出血，眼睛却亮得像两盏灯。

他一只手攥着缰绳，另一只手高高举着一个明黄色的封套，在风中猎猎作响。

“八百里加急！捷报！北疆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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