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与9日，大日本帝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个成就——广岛与长崎徒手接了美国两颗原子弹。

李祖在结志街的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擦枪。

办公室里没有电，灯管已经暗了快两个月了。窗台上搁着一盏煤油灯，灯罩被烟熏得发黄，火苗在玻璃罩里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是另一个不太认识他的人站在墙那边看他。

窗户半敞着，外面的风不大，从海那边灌进来，带着咸腥的水汽和远处码头上若有若无的焦糊味。他的手指停在枪管上，沾着枪油的布条悬在半空，目光从桌面那台老旧的收音机上扫了一眼，又落回手里的枪管上，又扫了一眼收音机。

收音机是德国造的，不知道哪一年从哪艘船上拆下来的，外壳上有一道裂纹，用电工胶布缠了两道。陈学文拿过来的时候说“能用”，李祖试了一下，确实能用，就是声音忽大忽小，时不时夹着电流的吱吱声。收不到香港本地的台，但对准某个频率能收到英文广播，信号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人在大风里隔着几条街跟你说话。

播音员念到“原子弹”这个词的时候，咬字很重，像是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个词该怎么读。李祖皱了皱眉，把枪管侧过来，光线穿过窗口落在膛线上，膛线是干净的，光沿着金属的凹槽滑过去，泛着暗沉的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他又把枪管转了一个角度，光线滑到枪机的棱边上，然后他用布条重新开始擦枪，动作很慢，像是一边擦，一边在心里把刚才听到的几个词翻来覆去地过了几遍。

他不知道啥是原子弹。但他知道那几段描述意味着什么——六千摄氏度的高温，十二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夷为平地，七万四千人当场死亡。播音员念这些数字的时候，隔着电流都能听出他的嘴唇在颤抖。长崎那个“胖子”相当于二点一万吨TNT当量，比“小男孩”大了约百分之四十，但由于长崎多山的地形限制了冲击波的扩散，其实际破坏范围略小于广岛，但依然造成了约七万四千人死亡。李祖的拇指在枪管上停了一下，把布条翻了个面，继续擦。

TNT他认识。大嫂家生产的，每天从流水线上滚下来成百上千吨，用铁皮桶装着，码在货仓里，盖上帆布，等着装船。他见过那东西，见过装TNT的桶，见过工厂车间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也听伊登说过一次这玩意儿的威力。不到四吨的TNT，大概十几分钟就能生产出来。十几分钟。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把布条搁在桌上，把枪管举到眼前，对着窗外的天光看了看膛线深处——没有锈，没有积碳，是干净的。他轻轻吹了一下枪口，灰没有吹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吹那一下。

一个十几分钟就能造出来的东西，炸平了一座城市。他拧了拧眉头，嘴里的烟还在烧，烟灰积了一截，弯出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摇摇欲坠，他没有弹。想不明白。还是抽空问问老爹吧。他把枪机推回去，咔嗒一声，卡紧了。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又稳住了。

远处的窗户外面，海面上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出和昨天有什么区别，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他把枪放在桌面上，枪口朝窗，搁在摊开的布条旁边，然后从墙上那张香港地图上收回了目光，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端详了一会儿，正准备画下一个圈。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这件事情反而不让李祖那么好奇了。东北那地方他熟，楚中天叔叔在那里，苏美洋在那里，郭松龄在那里，姜登选也在那里。他对那一片平原和冻土有一种不算亲近但也不陌生的记忆，冷，风大，远远近近的烟囱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冒出细长的烟柱。

苏联人出兵东北，听起来比原子弹好懂多了。打日本鬼子，他能理解。他点了点头，把注意力收回地图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结志街的时候，楼下先是一阵死一样的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人说话，是所有人都忽然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有人把锅盖掀了一半，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有人蹲在门槛上剔牙，手指在齿缝之间停住了；有人在巷口收晾了一天的衣服，手捏住被角，还没有往下扯，停住了。

整条街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然后门板被人拍响了，拍得很急，不像是敲门，像是要把那扇门拍穿。有人在街上喊了一嗓子，声音又尖又利，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他喊的是“日本投降了”，但那个声音太紧了，听起来不像是在说一件好消息，像是在喊“着火啦”。然后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从巷口、从街角、从那些藏了人很久的窗洞里涌出来，像是一座堤坝终于决了口，水从裂缝里挤出来，先是细细的一线，然后猛地崩开，满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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