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瓦列里时代(中)(1 / 1)

旁边一个小伙子边推车边笑:“科瓦尔斯基大叔,你当年修碉堡,如今修公寓,手艺倒是一直都不浪费啊。”

科瓦尔斯基回头瞪他:“话不能这么说,当年修那玩意儿,我哪回不是在砖缝里留点毛病?就是想阴德国人一手,现在给自己人盖楼,一砖一灰都要正正当当的,现在你小子少贫,快推你的车。”

新楼对面,几个苏联工程师正和波澜技术员蹲在地上看图纸。

他们用半生不熟的波澜语夹着俄语,拿树枝在泥地上比划。

一个光头的苏联工程师说:“这里加一道梁,能顶住风。”

波澜技术员点头,又指了指另一面墙:“那这里窗户开大点,屋里子里能更亮点,孩子也能更开心。”

苏联工程师咧嘴笑:“你家孩子多?”

技术员笑:“一个,快了,又要有第二个。”两人笑起来,用脏手互相拍肩膀。

波澜原本已经不存在的市场也重新热闹起来了。

玛丽亚大妈的汤摊重新开张。

说是汤摊,其实就是几张旧长桌和一排小板凳,一锅土豆牛肉汤在炉子上咕嘟。

附近的工人,教师,邮差都爱来她这儿,图便宜,也图暖和。

她给每个客人盛汤时都要多舀一勺,像喂自家人。“

喝。这牛肉是农庄新运过来的,马铃薯是地里现挖的。”

她对一个瘦高个年轻人说。

那年轻人是刚从得果战俘营回来的,胳膊细得像柴棍,总坐在角落。

玛丽亚把几块最烂熟的肉全拨到他碗里。

年轻人低着头,小声说谢谢。玛丽亚用围裙擦手:“别总低着头,回来了,就能再长回来,好好继续生活下去。”

学校重新开了门。

波澜华纱第七小学的原校舍被炸掉大半,苏联工兵和波澜木工一起用旧砖和新木料重建了三排平房教室。

开学那天,孩子们站在还泛着木香的操场上唱波澜国歌。

老师指着旗说:“这旗子掉过,可它还在。就像我们,我们也要记得感谢我们的盟友们,也要感谢苏联人”

一个男孩突然问:“老师,我们还会不会再打仗?”

老师摇了摇头:“不会了,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你们把书读好,把房子修结实,仗就不会再来了。”

男孩似懂非懂,却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在克拉科夫,老城保存得比华沙好。

鹅卵石路重新磨得发亮,手艺人陆续把铺子开了起来。

做皮具的,吹玻璃的,打银器的,都重新挂出招牌。

一个老银匠坐在门口,用极细的錾子给一只银杯刻花。

几个苏联军官从门口经过,放慢脚步。

老银匠抬头,用夹生的俄语说:“可以看看。”年轻军官指着一只刻着葡萄的银杯问多少钱。

老银匠伸出一根手指。

军官说:“一什么?卢布?兹罗提?”老银匠说:“一包烟,苏联烟,可以。”

军官愣了愣,随即大笑,把自己口袋里半包烟连同朋友的都给了他。

老银匠高兴得跟孩子似的,把银杯包起来,又送了一枚小银戒指。后来这故事传开,成了克拉科夫街上的佳话。

火车慢慢恢复了班次。

从华莎到罗兹,再到克拉科夫,格但斯克,乘客越来越多。

有回乡的,有走亲戚的,有调去新工业区工作的。

车厢里,大家总爱聊天。

一个从唔柯蓝回来的波澜工人说,苏联人在那边帮着建了拖拉机站,他自己也学了一手修车本事,回来正好在浓庄队当技术员。

一个妇女抱着一包灯芯绒说,格但斯克码头有苏联来的布。

有人问苏联人东西贵不贵,她拍拍包裹:“也不算多贵,主要是咱们能买到了。”

车厢里的人都点头。这种“能买到”的感觉,有时比什么都让人安心。

乡下的秋收忙得不可开交。

田野里,拖拉机声,打谷声和赶马车的吆喝声搅成一团。

几个孩子跟在收割机后面捡麦穗。

一个扎花头巾的农妇从田里直起腰,对旁边人说:“这新麦秆矮,穗子沉,打出来面白。”

旁边的人抓起一把麦粒,放在鼻子下闻:“香。像战前我家地里那个味。”

两人说话间,一辆苏联援助的卡车从田边土路上开过,车上装着几口铁水箱。

司机喊了一嗓子:“水来啦!”

田里的人们便笑着围过去,你一瓢我一碗,像过节,夕阳从西边低低地铺过来,把麦田,车辙,水碗和人们脸上的笑,都染成一片暖洋洋的金色。

波澜的土地,在慢慢回血。

它的城市,它的路,它的学校,它的人们,都在这漫长而真切的秋天里,一点点挺直了腰。

没有震天的口号,也没有一步到位的奇迹,但每一堵墙,每一块田,每一个重新亮起灯的窗口。

都在说一件事。

这个果家,正在好起来。

而这一次,它不必再把命运交给炮火。

它开始把命运交给自己的手。

1944年秋天,德军从波澜撤退时几乎把每一座城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华沙西区的街道被浇上汽油,克拉科夫郊外几座大仓库烧了整整三天,罗兹的火车站,水塔,纺织厂被炸药和大火轮番扫荡。

他们一路烧,一路炸,把带不走的粮食,布匹,机器和家具通通扔进火堆。

有人想从火场里抢出一张床单,被德果人用枪托砸倒在路边。

那一年秋天,整个波澜像被放在炭火上烤,变成了白地,浓烟从维斯瓦河两岸升起,久久不散。

如今,烟散了。

废墟上长出了新砖墙。

可那些夜里见过大火的人,仍记得空气里烧焦的木头味。

波澜人对瓦列里的感激,是从那一场火里烧出来的。

他们很清楚,若不是苏联红军赶走得果人后没有像旧饿军队那样鱼肉地方,若不是瓦列里下令恢复了粮食,煤炭和电力,波澜人可能还要在烧过的地窖里再熬几个冬天。

战后,很多波澜家庭把瓦列里的画像和圣像挂在一起。

不是为了单纯崇拜,是为了记得。

记得谁在德果人点火的时候往前扑,谁在火灭之后给他们递了第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