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我一直不做声，除了加菜，看火锅里快要烧干了，还下去提了一瓶水上来，加水之后，这才接上话：“岂有此理，为了你们的招商任务，就要让我去认贼作父？”

小坡又和我较上劲了：“那时候他年轻，也是为了理想追求，也不是个贼啊，下海的多了，成功的商人，不都令人敬仰吗？谁去翻他们的旧账？”

“你这成王败寇的理论，是谬论！”我和他针锋相对，“什么追求理想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投资商，一个台湾女人，说是到他们乡镇办厂，结果一分钱也没投。他就跟着这样的女人跑了。”

“呵呵，还有爱情传奇哩。”吕老师笑了。

“什么传奇？纯粹是嫌贫爱富，另攀高门。为了与那个女人扯结婚证，他才回来和我母亲办离婚，给了一点抚养费，就把我们扔下了，他母亲忧伤过度，过世了，他也没有回来，还是我母亲安葬的。出卖家乡，出卖家庭，出卖家人，这样的人，还不是贼子吗？”

小坡不以为然；“富贵还乡，人世常情，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来参加家乡建设，来找回妻子儿子，也算是有点良心了。”

“什么良心呢？虚情假意。当初跟着那女商人跑了，一起打拼，在深圳发财致富，却又嫌弃女的长得丑，年纪大，离婚以后，想起我母亲温柔娴淑，想起他没有后代，这才找来的。我们又不是皮球，抛出去又捡回来；我们又不是备胎，一无所有了，拿我们顶替。”担心母亲听见，我声音放得很低很低，压抑不住满腔愤怒，一边说一边喘气。

小坡还是说：“不管怎么说，个人的恩怨是小事，家乡的建设是大事，招商引资，人人有责，放跑了这个人，是我们经济建设的损失啊。”

“呵呵，报社编辑，你这是道德绑架吧？我给你扣顶帽子，不大不小——狭隘的地方经济保卫者，如果说为了支援内地建设，在哪里不都一样？”

虽然吕老师为我讲话，我还是敢于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说的比唱的都好听，美其名曰支援内地建设，其实不过换个地方发财，利用内地的资源，利用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回乡办厂，只是为了多赚一点钱……”

吕老师笑我：“也不要说得太绝对，一蒿杆打了一船的人，他要投资我们也欢迎，不愿意待在湖城，那就到我们牛头山市去。”

见他伸出手来，我知道是要地址，就把那张名片拍到他的手上，有点不甘地说：“老师，难道你还同情他吗？”

“放心吧，我不是农夫，他也不是蛇。”

小坡没想明白，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农夫与蛇》的故事，更有些不甘心：“我的大主席啊，不要挖我们湖城市的墙角好吗？”

做学生的，当然要帮着老师说话，虽然，我还不太相信，王鼎隆放弃湖城，就愿意到牛头山市去，但我还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人还没到这里筑墙哩，哪里有墙角可挖啊？”

小坡还要说什么，他腰间发出了蛐蛐的叫声，跟着掏出了一个小黑盒子，看了一下，就要借我的大哥大。然后，就用我的移动电话，打了个电话过去，回答了两声，站起来就要走，说他们副主编找他，有事要回报社去了。满脸不高兴地站起来，冲着我说：“你看你看，十之八九，为这事又要找我麻烦，你让我在报社怎么混？”

“送我——”听他毋庸置疑地说，看见他沮丧的样子，我要安慰安慰，送他下楼。出了书店的门，他回望了一下，郑叔叔正在那里接待顾客，他轻轻问了一句：“这是你雇佣的店员吗？”

“不是，是我的继父。”

“怪不得，你母亲不同意复婚，原来已经改嫁了。”

“没有，就是要做给那个人看，所以，母亲要尽快和他成婚。不过，他们原来也认识很久了，是我们邻居，一个老会计，人也不错。”

“那还有什么说的呢？”突然，他打了我一拳，朝我的背心打来，真打，很疼。

我怒目而视：“我有继父老子，你羡慕嫉妒恨吗？干嘛要打我？”

他闪开来，与我保持距离，像拳击手那样摆开架势，似乎要对我黑虎掏心，愤愤地说：“断人财路，不共戴天。”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这才说，按照有关条例，招商引资是有奖励的，分管他的副总编拿大头，他拿小头，大头小头都是肉，两个都有损失，还能不一起恨我吗？

想想也是的，对于他这个农家子弟，可能与周小夏的情况差不多，又要谈恋爱，又要买钻戒，又要买房子，又要准备结婚，恨不得财源广进，到口的肥肉没有了，还包括我答应给的5000块钱，（当然，那要等到我书完成），可能是笔不小的数字，他怎能不痛心疾首？可是，不能为他的利益，让我们来忍辱负重，我也不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做精神上的侏儒，只好摊开手，耸耸肩，看着他落魄而去。

本来要回楼上去的，想到我那位先生是个急性子，现在有钱了，赶紧还债，赶紧问房源，都需要到曹大威家去。让老头子一个人在楼上喝酒吧，我到银行去，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那张卡——时刻温暖着我的银行卡，卡号是我的生日，上面还有一点余款，全当是我还的利息吧。

今天卖书的钱存在活期存折上，也带在身边，转了20万到那张金卡上，再把两张卡放好。回到书店，母亲端着饭正要上楼，我接过来，送到楼上，老师迷蒙着双眼，正在陶醉中。

他先问我，报社的那个小伙子，腰上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会发出蛐蛐的叫声？怎么又能显示来电号码？我说那叫pp机，就是一个传呼机，他们报社的每个记者屁股上都挂一个，谁要召唤他们，打个电话，号码就显示出来，马上就要在附近找电话，再打回去问有什么事。

“可怜可怜，被人家拴在裤带上了。”他感叹了一声，问我为什么去这么长时间，我告诉他，小坡痛心疾首，因为招商引资是有奖金的，他们副主编拿不到了，他嗯，也拿不到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给他就是。”

听他说这么爽快，我看到他满脸通红，问是不是喝多了？那恐怕是一笔不小的钱，就是有钱，也没必要去填那个窟窿啊。

他的回答依然是呵呵的笑，然后指着桌上他的手机，说他两个电话就搞定了：首先打电话给他们那边的报社，说给他们引进了一个项目，是深圳来的，是做玩具的企业，问他们接受不接受。报社的老总跟他熟悉，一听大喜过望，马上就说非常欢迎，而且还告诉他，正在为这事发愁，市里还有奖励。让他马上引进过去。

我很怀疑，王鼎隆会听他的吗？他们又不认识。

吕老师继续说，他接着就给那家伙打电话，而且非常成功地把他说动了。明天就是各单位上班的时间，他明天一早就去。

我奇怪了，他凭什么听您老人家的呢？

“当教师的出身，难道还不会说吗？”接着他告诉我，一开始，就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老师，对我一本全知，可以说，我成为一个作家，与他的栽培是分不开的。

我承认这一点，连连点头，只是还要追问，为什么就能动员王鼎隆到牛头山市投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