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的那天早上，沈望川站在船头，看了那条缝很长时间。

树脂填得密，外头夹了两层木板，用的是从岸边砍来的，硬木，纹路紧，方老头亲手钉的，边缘打磨过，不会再蹭开。看上去没问题。

但“看上去没问题”这句话，他没出口。

出口就是诅咒。

“走吧。”他转身，朝后头喊，“拔缆！”

缆绳收起来，湿漉漉的，缠在木桩上，几个人拉着往甲板上拖，有人脚下一滑，被旁边的人拽住，没摔，笑了一声，骂了句什么，气氛不算重。

但出了湾口，就重了。

风又起来了。

不是风暴那种，但也不小，从西北方向斜着来，逆着航线，船往前推一下，风把它往回带半下，老卞站在舵边，两手攥得死，额上有筋。

沈望川没说话，去看海图。

偏了。

风暴那两天，三艘船被推着走，他一直在算，算得仔细，但误差还是出来了，离原定的北上航线往东偏了将近二十海里，绕回去要时间，补给不等人。

他手指在海图上划了一道，另一条线。

“往这边走，多绕，但顺风段多，能省两天。”

孟川站在他旁边，低头看，“这里有没有礁区？”

“有一段，不长，走中间，能过。”

孟川点头，没多问。

这两年跟着他跑船，孟川知道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闭嘴，沈望川说能过，那就能过，他这个人不赌。

新航线定下来，船转向，把风暴偏出去的那段损失慢慢往回找。

第一天还好。

第二天，问题来了。

是一个叫常石的水手，二十出头，这次是第一次跟船跑这么远的线，风暴里受了点伤，左臂划了一道口子，当时草草包了，后来湿着，又在水里泡了两天，第四天，烧起来了。

烧得人站不住，眼神发直，嘴里说些乱七八糟的话，什么娘啊、回家啊，搀着他的人面色不太好看。

随船的郎中姓谢，年纪不大，但经事多，翻了翻常石的伤口，眉头皱起来，没吭声，先处理，用带出来的药草煮了水，敷上，让人把他平放在船舱里，通风，不能受凉。

沈望川在舱口站了一会儿，进去蹲下，看了常石一眼。

烧得脸红，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卡着，呼吸粗。

“能撑到靠岸？”他低声问谢郎中。

谢郎中沉默了一下，“尽力。”

这俩字沈望川不爱听，但没反驳，站起来出去了。

问题不只这一个。

存粮受潮那批，清点出来，实际损失比孟川第一次记的还多，有些粮食表面看着干，里头已经发霉，一掰开，黑芯。这种东西不能吃，吃了比没吃更坏事，得扔。

扔掉以后，三艘船加起来，口粮还剩多少？

孟川算完，把册子递给沈望川，没说话。

沈望川低头看了看那个数，合上。

“每日口粮减三成，从今天起。”

消息传下去，甲板上安静了一阵，然后有人低声嘀咕，不是当着他的面说，是背过去，但声音他听见了。

“减三成，那不是饿着跑？”

“这不是已经够惨了？”

沈望川站在桅杆边，没转身，也没当没听见，等那声音停了，才开口，不是喊，就是正常说话的音量，但甲板上风声大，大家都听见了。

“到靠岸还有几天，算过了，减三成够用，紧一紧，没人会饿坏。”

没人接话。

他也没等人接话，转身去看海面了。

夜里，他在船头站着，月亮不出来，星星多，但那种光微，照不亮海面，只让海看起来比白天更深、更黑。

孟川端了碗过来，递给他。

米粥，稀的，碗底能看见碗，就几粒米浮着，上头撒了点盐。

沈望川接了，低头喝，没说好喝也没说难喝，三口下去，碗空了。

“常石怎么样了？”

“烧没退，谢郎中守着。”孟川两手揣在袖里，“他娘是个寡妇，就他一个儿子，这次出来，他娘哭着送他。”

这话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又等于什么都说了。

沈望川把碗还给他，“让谢郎中盯紧。”

“嗯。”

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孟川说，“有人在传，说这条线本来就不该走，走老线不会出事。”

“老线绕，多十天。”

“我知道。”孟川顿了顿，“我只是说，有人这么传。”

沈望川没吭声。

这种话他不是第一次听，跑海的人，有人出事，就得找个由头，找个人，把这段倒霉气发出去，发完了心里好受，再继续走。他是领队，他就是那个由头。

没什么好说的，受着。

第三天，又一个人病倒。

这次不是伤，是高烧，像是着凉，风暴那两天在甲板上撑了太久，湿透了又没及时换衣裳，烧起来快，人晕乎乎的，吃了谢郎中的药，当天夜里退了点，但还没利索。

常石那边，烧还没完全退，但人清醒了些，认得人了，叫了声谢郎中，又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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