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在公馆里等了三天。三天里，没有人来。听差每天端一碗茶进来，放在桌上，又退出去。

那碗茶他一口没喝，不由得便凉了，来了，冷却后逐渐凝滞一般，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膜。

第三天傍晚，他站起来，拿起包袱，走出了坂本公馆。

听差送到门口，躬了躬身，没有多问。长谷川也没有多说。

走出巷口，他停了片刻，回头望了一眼那两扇黑漆大门。门关着，门环一动不动。他转过身，往火车站走。

他买了张站票，挤在车厢连接处那扇铁门旁边站着。

一路摇晃到围场，车窗外飞掠而过的还是那些光秃秃的山梁和荒芜的田地。

靠在铁门上闭着眼，没有睡。手指搁在包袱上，一下一下地敲着，没有节奏，只是敲着。

到围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没有回指挥部，先去了县公所。

胡县长正在后堂喝茶，茶碗端到嘴边，还没喝，门就被推开了。

长谷川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那身灰布长衫，帽檐下那张脸像是用刀刻出来的。

胡县长手里的茶碗顿住了，茶汤晃了晃，洒出来几滴，落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他赶紧把茶碗搁下，腰弯了下去。“长……长谷川太君？”

长谷川没有进门，站在门槛外面，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钉子：“县公所即日起封禁。所有人等，不得出入。笔墨纸砚收起来，账簿锁好，钥匙交给我的人。”他看了一眼胡县长，“你搬到指挥部去住。”胡县长张了张嘴，想问什么，可那道目光从帽檐底下扫过来，不冷不热，像一块冰贴着脖子滑下去。他把话咽了回去，弯着腰，没有直起来。

当天下午，县公所的大门就关上了。两扇厚木门合拢的时候，门轴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像有人在喘气。门外站了两个宪兵，端着枪，面朝街面，靴跟并拢，站得笔直。门里头，文书、师爷、账房先生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出不去了。有人想去后门看看，后门也站了宪兵。有人想翻墙，墙头太高，刚扒住檐角，就听见墙外有人咳嗽了一声——不响，像在提醒他别摔着。那人松了手，滑下来，蹲在墙根底下，不再动了。曾师爷缩在签押房里，手里攥着一本账册，攥了又松开，松开又攥紧。他看了一眼门口那个宪兵，又低下头，把账册放在桌上，推远了些。

街面上多了巡逻的宪兵。两个人一排，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咯噔咯噔的，三步一停，五步一顿，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原先巡街的巡防队被从营房里赶出来了，带队的只说了句“到城外去”，连铺盖卷都没让带齐。有人刚端起碗，碗里的糊糊还没喝，碗就被一把夺了。那人没敢吭声，低着头往外走。走到城门口，看见城墙根底下挖了一道壕沟，不深，人蹲进去刚好只露出半截脑袋。带队的人朝他们喊了一声：“蹲进去。夜里换班。不许出来。”没有人问，一个接一个跳进壕沟里，蹲下，把枪搂在怀里，靠着湿漉漉的土壁。

豆腐张的挑子还没支起来，就看见街面上多了一队宪兵。靴子声咯噔咯噔的，从西街走到东街，又从东街走回西街，像在丈量什么。他蹲在挑子后头，把湿布盖严了，没有吆喝。孙二从墙根底下探出半个脑袋，看见那队宪兵走过去，又把脑袋缩回去了。等靴子声远了，才凑过来，压低嗓子：“张哥，城里这是咋了？”豆腐张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县公所方向。孙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一眼，又缩回去了，没有再问。老赵还蜷在墙根底下，怀里搂着那口油腻的木箱。他看见宪兵走过去了，没有转头，也没有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开口，声音像从地底下渗上来的：“天，怕是要变。”

长谷川坐在指挥部里，没有开灯。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宪兵的靴子声从楼下经过，咯噔咯噔的，像在丈量什么。他没有走到窗边去看。坂本不在承德，带着黑田去了唐山。去干什么，不知道。可他知道一件事：坂本在唐山待多久，他在围场就得坐多久。坐稳了，等坂本回来。坐不稳，什么都没了。围场县城里那些粮、那些钱、那些官、那些兵——一样一样都得攥住。一样攥不住，就是漏。漏一滴，漏一碗，漏一缸，把底漏干了，站都站不住。他坐在黑暗里，月光从窗外漏进来，细细一道，落在桌面上。没有去拉灯绳，就那么坐着，像一颗钉子钉在座位上，一动也不动。外头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贴着地面爬，凉丝丝的。那风声里什么话也没有，可听着，像有人在远处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