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6日，晚。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今天的美国军警，重拾了勇气，对暴民暴徒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

我个人也取得了一系列耀眼的成绩，具体数字就不写了，免得将来万一这本日记被人翻出来，我会因为“过度执法”被送上法庭。但请相信，我的成绩单足够让我的曾曾曾孙子在家族聚会上吹嘘——虽然他大概率不会知道他的老祖宗当年到底干了什么。毕竟有些事情，是不写进家谱的。

当然，这其中也遇到了一点小烦恼。就比如说军队里发放的那些纯合金警棍，似乎是些劣质品。今天已经折了三根。不是打在什么硬物上，就是打在人身上。人的身体——肩膀、大腿、手臂——这些地方，不该比金属硬吧？但事实就是，它折了。第一根折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以为是自己用力过猛。第二根折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人生。第三根折的时候我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我还有拳头，有腿，甚至还有牙齿。资本主义战士的武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

今天我们成功地镇压了暴乱。纽约和华盛顿是最先被控制住的城市。纽约自不必说，由将军阁下亲自坐镇的大本营，安全必须保证。我们在街上巡逻的时候，看到将军的车队从身边经过，车窗是深色的，看不见里面。但我知道他在看着我们。他一定在看着我们。

至于华盛顿——虽然是京畿所在，天子脚下，但奈何天高路远，作为番外边军，我们爱莫能助。

不过，从华盛顿同僚那里传来的消息，他们也显然受到了将军的慰问——听说慰问金比我们还厚一些——加上他们自己也很争气，这么快就稳定了局面。

说实话，我写日记的频率应该会降低了。我甚至没时间打电话给珍妮。原因无他——晚上我要加班。不是上级指派的那种加班，是我们自发的行为。没有人命令我们晚上继续巡逻，没有人要求我们放弃休息时间。但我们就是这么做了。因为我们觉得，白天的成果还不够稳固，夜里的黑暗需要更多的光明来驱散。

光明。

用这个词来形容警棍和催泪瓦斯，是不是有点讽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当我握着警棍站在路灯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自己在为某种光明的事业而战。至于那是什么事业，我不确定。也许等这场风波过去之后，我会找到一个更准确的词来形容它。也许永远找不到。

今天下班之后，我原本想着回来重新擦拭一下装备，然后吃点晚饭就去加班。可我没想到的是，我回宿舍的时候，发现白先生带人站在我的宿舍门旁边。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说话，没有东张西望，就那么安静地靠着走廊的墙壁，像尊雕像。走廊的灯光照在白先生的头发上，白得发亮。

白先生发现了我。他似乎还记得我的名字——天哪，他居然记得我的名字。他亲切的说道：“杰森，辛苦了。”

我受宠若惊。我不是那种会被领导记住名字的人。在特勤局六年，我的工号比我的名字更被同事们熟知。但白先生记得。白先生记得我的名字。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考虑到你和你的同僚们都在辛苦地执行任务，没时间做内务，我就安排人过来给你们做内务了。被褥换过了，枕头也换了新的，冰箱里添了些吃的。你们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吧，我还得去下一间宿舍。”

他转身走了。那几名年轻人跟在他身后，脚步声整齐得像一个人。走廊的灯光下，他的背影又直又挺，像一棵不惧风雨的老松。

我和白先生道别之后返回了宿舍。宿舍的确是被整理过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棱角分明，像是中国军队里的豆腐块。桌上的杂物被归置好了，连我随手扔在角落的那双臭烘烘的靴子都被摆正了，鞋带系好，并排放在床底下。

我坐在床上，准备稍微放松一下。然后我感觉到枕头不对。这枕头怎么比原来要厚？

我翻开枕套。

绿油油的美元。

不是几张，不是一大沓，是整个枕头都被美元填满了。一百美元一张，新钞，连号，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用透明塑料膜封着，像是刚从印钞厂出来的样子。

我原来的枕头——那个薄薄的、软塌塌的、睡了五年都不舍得扔的旧枕头——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

我从床上弹了起来。不是兴奋，是惶恐。一种“这他妈给的太多了”的惶恐。咱们昨天不是刚发过吗？又来？将军阁下何必呢？这是不信任我们呀。

白先生，你们居然不信任我们。我们会认真工作的。不需要用钱来激励我们。我们的忠诚不是买来的，是与生俱来的、后天培养的、被将军阁下的伟大人格感召的。钱不能证明什么，只能玷污我们纯粹的感情。

资本主义的战士，是最为纯粹的战士，不管将军阁下下达何等命令，作为战士，我们都会忠诚的执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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