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五卷论狗和其他(1 / 1)

这世上,有一种生物,进化论在他们身上似乎失了效。达尔文说物竞天择,直立行走是人的骄傲。可偏偏有那么一群,脊梁骨是抽了髓的,膝盖骨是装了弹簧的,见了某些特定的面孔,便轰然跪下,五体投地,恨不得将整张脸埋进别人的尘埃里,再转过头,对着自家门里的同胞,瞬间换上另一副嘴脸,挺起那本不存在的胸膛,俨然一副主子模样。这便是我们要狠狠剖开的“两面人”——一种寄生在国族皮囊下,灵魂却早已卖身投靠的怪胎。

我们得承认,这并非什么新鲜的病症,只是病入膏肓,花样百出,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先从那根最耻辱的“话筒”说起。在某档光鲜亮丽的节目里,一位我们的名嘴,去采访一位国外的来宾。那洋人,或许只是个来此淘金的普通商贾,或是位三流的艺人。可你瞧我们这位主持人,他忙不迭地调整着自己的姿态,那身子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按着,腰弯下去,再弯下去,终于,他蹲下了。他仰着那张堆满廉价笑容的脸,像一只乞食的哈巴狗,从下往上地仰视着对方,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都裹着蜜,每个问题都软得像烂泥,生怕一个不恰当的语调就惊扰了眼前的“洋大人”。那一刻,他不是在对话,他是在朝圣。而话筒,成了他献祭自尊的供品。可当镜头一转,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同胞,一位或许为社会默默奉献了半生的长者,或是一位初出茅庐但满腔热血的青年。他瞬间“站”了起来,不,不是普通的站,是那种腰杆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扬起,眼神里带着审视与倨傲的“居高临下”。问题变得尖锐,语气变得生硬,仿佛他不是在挖掘故事,而是在审讯犯人。一根脊梁,两般模样;一个是跪着的奴才,一个是站着的“老爷”。这具肉身里,装着的何曾是同一个灵魂?这分明是一张脸皮的两面,一面涂着洋蜡,光滑谄媚;一面糊着污泥,冷漠刻薄。

再将目光从荧屏移开,看看我们身边的某些“门槛”。某些学府,某些自诩为“与世界接轨”的机构,立着一种无形却森严的门。洋人来了,那便是贵客临门,蓬荜生辉。他们恨不得铺上红毯,鸣响礼炮。宿舍,要安排最好的,哪怕本国学生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教室,要优先保障,哪怕本国学子在漏风的走廊里背书;甚至连食堂打菜的师傅,那勺子都要抖上三抖,多给洋学生舀上一块肉。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粗暴:洋人是要伺候好的,是来“指导”和“提升”我们的,是打分的人。而本国的学生呢?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产品,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可以用“锻炼吃苦精神”这种废话来搪塞的。一扇校门,两种温度。外面的人进来,那是春风化雨;里面的人待着,那是理所当然。这种深植于骨髓的“内外有别”,不是好客,是好贱。是把自己放在了帮佣的位置上,把对方供在了神龛里,还非要在自家孩子面前炫耀这“接轨”的荣光,其嘴脸之丑陋,令人齿冷。

若说这些只是姿态与待遇的扭曲,那么更深层的溃烂,则在于某些人精神上的自我阉割。他们手里捧着经书,那经书必定是洋文的,哪怕翻译得佶屈聱牙,他们也摇头晃脑地赞叹:“看,这逻辑,这体系,多么完美!”他们口中的案例,言必称希腊罗马、欧美日韩,仿佛那大洋彼岸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上十倍。一群本土的创作者,殚精竭虑,从自己的土地里刨出带着血丝与体温的作品,他们嗤之以鼻:“土气,落后,没有现代性。”可一旦某个西方奖项,哪怕是三流的、带着明确意识形态偏见的奖项,朝这边瞥了一眼,他们便立刻像被打了鸡血,奔走相告,弹冠相庆:“看,得到国际认可了!”他们把别人的标准当作自己的圣经,把别人的眼神当作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种人的精神肠胃,早已丧失了消化自家粮食的能力,只能靠吞咽洋人吐出的残渣剩饭苟活。他们是文化上的无脊椎动物,思想上的永久性佃农,跪得太久,竟以为站着的正常人,是异端。

这便是“两面人”的全息画像。他们是一群在空间、文化、精神上彻底分裂的产物。其根源,是一种深入膏肓的奴性,一种对“我”与“他者”的严重认知错乱。他们仰视“外”,并非源于真正的尊重与求知,而是源于恐惧与功利。那“外”,在他们眼中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着权力、金钱、高等文明的图腾。崇拜强者,是他们唯一的信条。只要能从这个虚幻的图腾上分得一丝残羹冷炙——一点特权,一句廉价的赞美,一个自诩为“开明人士”的标签——他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尊严,践踏同胞的情感。而对“内”的倨傲,则是这种奴性的必然排泄物。一个在外面摇尾乞怜的狗,回到自己窝里,为了弥补那被掏空的自尊,必然会变成一头龇牙咧嘴的狼。他们对同胞的苛刻与冷酷,恰恰是他们对外人卑躬屈膝的镜像补偿。他们用加倍的傲慢,来掩盖那早已深入骨髓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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