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苏俄专家团再次来到红星研究所。

这次他们没有急着去展厅，也没有先看机器。

陈宇凡直接把人带到了主楼会议室旁边的一面墙前。

整面墙都被整理过。

一张张记录纸贴得很密，按项目、方案编号、实验轮次、失败原因、修正方向和复验时间分区排列。

乍一看，像是一面被失败堆出来的墙。

可真正懂技术的人看一眼，就知道这里面的价值。

大多数记录，都是红星一号电风扇项目相关的。

扇叶模具脱模失败、注塑流道冷料堆积、定子线圈短路、磁性材料退磁、外壳变形发黄、风噪超标、电机温升异常。

每一条都写得很清楚。

失败原因不是一句“工艺不成熟”糊弄过去，而是往下拆到具体环节。

是模具角度不对。

是线圈张力不均。

是材料配比偏软。

是装配间隙放大了振动。

是电解液循环状态影响了试样表面。

其中也有一部分发动机相关的基础记录。

但这些都经过筛选，不涉及燎原一号核心路线。

比如通用材料试样的热处理变形，普通铝合金毛坯的应力释放，基础密封件在油液里的膨胀率。

这些能展示研究所的严谨，却不会让苏俄人摸到真正要命的东西。

伊万诺夫站在失败记录板前，一开始没说话。

他只是看。

从第一栏看到第二栏，再看到第三栏。

越看，脸色越严肃。

他原本是带着试探来的。

他想从这些失败记录里找出红星研究所更深层的研究方向，也想看看这个年轻团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可看了没多久，他心里的试探就被另一种情绪压了下去。

震惊。

红星研究所把失败记录得太细了。

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也不是为了给领导看的漂亮材料。

很多记录甚至写得很难看。

“第七轮样件失败，原因判断错误。”

“原假设不成立，重新建立变量组。”

“负责人复盘不到位，记录补充。”

这些字眼摆在墙上，没有任何遮掩。

一个研究团队愿意把这种东西贴出来，说明他们不怕承认自己错了。

这太难得。

伊万诺夫看了足足一个小时。

期间，他几次拿起记录本，飞快写下几段内容。

有些是技术点。

有些是管理方式。

还有一些，是他对红星研究所工作模式的判断。

他越写，表情越复杂。

最开始，他只是觉得华夏人有些出乎意料。

现在，他是真正有些敬佩。

一位苏俄资深教授站在旁边，也看得很久。

他年纪大，见过的研究所很多。

苏俄国内那些大研究所，设备更好，人手更多，经费也更充足。

可很多地方有一个毛病。

成功摆在明处，失败压在抽屉里。

越是大项目，越怕把失败拿出来丢人。报告写得很漂亮，责任写得很模糊，真正能让后人少走弯路的东西，反而散落在个人笔记里。

这位教授看着墙上的记录，忽然叹了口气。

他用俄语缓缓说道：“很多苏俄大研究所，都不敢这样把失败摆出来。”

翻译顿了一下，把话翻给众人。

教授继续说道：“这群华夏年轻人，把失败当作教材。不是遮羞布，也不是责任推脱，而是下一次实验的起点。”

他说完，看向陈宇凡，神色认真。

“这种科研态度，非常好。怪不得你们的工业进展这么快。反倒是我们，近几年很多地方有些停滞不前，或许问题不只在设备和经费。”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这话很重。

尤其从一位苏俄资深教授口中说出来，更不是客套。

伊万诺夫没有反驳。

他也认同这个判断。

红星研究所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陈宇凡这个天才。

如果只是一个天才，那还能解释为偶然。

真正可怕的是，陈宇凡带出来了一套高效率的科研作风。

失败能被记录。

问题能被拆解。

经验能被传递。

年轻人能快速吸收。

这才是一个团队能连续突破的原因。

伊万诺夫转过头，看向陈宇凡说道：“陈所长，我想知道，你们如何处理失败件？这些记录背后，是否有固定制度？”

陈宇凡早知道他会问这个。

他站在记录板旁，语气平稳地介绍起来。

“每一次实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必须留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方案编号、参与人员、材料批次、设备状态、测试参数、失败现象和初步判断。”

他说着，指了指墙边的几个编号。

“失败件不会立刻处理。先贴标签，编号归档，放到对应样件架。技术员要在失败分析会上说明自己的判断，其他组可以提出反驳。”

“如果失败原因明确，就形成修正方案。修正方案不能凭感觉写，必须标出要改的变量，下一轮实验最多只改一到两个关键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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