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九，广丰。

清军退走的第四天。城墙上的血迹已经刷洗干净，城外的尸体也掩埋了。空气中那股焦糊味散了大半，但偶尔一阵风吹来，还是能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臭气。那是尸体烧焦的味道，渗进了泥土里，渗进了城墙缝里，一时半会儿散不掉。

王士元站在城楼上，面前摊着舆图。他的手指在铅山的位置上点了又点，已经点了不下几十遍。铅山，离广丰不到一百里，县城不大，城墙低矮。但这座小城有两件东西让他睡不着觉——铜矿和矿工。铅山的铜矿是江西东南最大的矿脉，从明朝就开始开采，矿洞密布，矿工上千。矿工不是农民，农民拿锄头，矿工拿镐头、拿铲子，挖石头、炸山体，力气大，胆子也大。而且矿工常年在地下劳作，习惯了黑暗和危险，组织性、纪律性比普通百姓强得多。这些人天生就是最好的兵员。

方仲文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份刚从铅山斥候送来的密报。“先生，铅山现在没有清军主力。原来的知县钱学孔是康熙九年的进士，福建建宁人，今年五十有三。此人只会吟诗作对，每月初一十五在县衙开诗会，政务一概不管。铅山的实权在县丞赵秉忠手里。赵秉忠是本县人，在铅山当了十几年县丞，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底下的吏、户、粮、刑各房书吏，都是他一手提拔的。知县钱学孔被他架空了，连县衙大堂上那碗茶该谁倒，都是赵秉忠说了算。”

王士元听着，手指在城墙上轻轻叩击。一个只会吟诗的知县，一个把持实权的县丞。这种搭配在清朝的县城里不少见。知县是外来的，人生地不熟；县丞是本地的，根深蒂固。知县想管事，管不了；不想管事，正好乐得清闲。

“兵呢？铅山有多少兵？”

“铅山营原驻军有二百多人，被塔尔岱调走了，一个没剩。现在城里只有赵秉忠从本县招的三四十个县丁，看门护院还行，打仗不够看。赵秉忠的底气不在县丁，在杨德茂。”

“杨德茂？就是那个矿头？”

方仲文翻开册子。“杨德茂，铅山本县人，今年四十七。他不是矿头，他是铅山陈家的狗腿子。铅山的铜矿，名义上是朝廷的，实际上被陈家把持了几十年。陈家是铅山最大的豪强，良田千亩，矿工数百，家丁上百。陈家的家主叫陈启顺，今年六十多，举人出身，在江西官场上有些人脉。赵秉忠就是他的人。杨德茂是陈启顺的远房亲戚，在矿上当工头，替他管着那几百个矿工。矿工们每天天不亮下矿，天黑才上来，吃的是猪食，干的是牛马活。工钱被克扣，动辄被打骂。有逃跑的，抓回来打断腿；有闹事的，扔进矿洞活活闷死。矿工们恨陈家，恨赵秉忠，恨杨德茂，但敢怒不敢言。”

王士元的手指停了一下。“陈启顺呢？他在不在铅山？”

“在。住在城东的陈家大宅里，高墙深院，养了几十个护院，手里有鸟铳。陈启顺本人不露面，有什么事都让赵秉忠和杨德茂去办。”

王士元沉默了很久。一个只会吟诗的知县，一个把持实权的县丞，一个欺压矿工的豪强。这三个人的关系像一条锁链，把铅山县城锁得死死的。但锁链的每一环之间都有缝隙。钱学孔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不想管事的读书人。赵秉忠是坏人，但他的权力来自陈启顺。陈启顺是更大的坏人，但他的根基在矿山。矿山在矿工手里。

“叫毛汝麟来。”

毛汝麟很快来了。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袍子，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小帽，手里还拿着一本账册。这两天他在忙着清点缴获的粮食和银子，脸上带着疲惫，但精神很好。“先生，您找我？”

“毛先生，你是江山人，离铅山不远，那边的风土人情你熟悉吗？”

毛汝麟道：“熟悉。我年轻时在铅山做过生意，城里城外的人都认识不少。钱学孔那个老翰林，我只见过一面，在县衙门口，他坐着轿子进去，我在路边站着，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赵秉忠这个人我打过交道，阴得很，笑面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陈启顺我也见过，在城东的陈家大宅里，他过寿，我去送过礼。陈家那些护院，一个个横着走，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矿上的事我听说过，但没亲眼见过。”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听说他们去年打死了一个矿工，扔在矿洞里，连埋都没埋。”

王士元的手在桌上攥了一下，然后松开。“我要打铅山。不是去打县城，是去打陈家。陈家的矿山是铅山的根，拔了这根，铅山就倒了。但要拔这根，得先有人进去。你带几个人，扮作去铅山做生意的商人，混进城里。不用找钱学孔，他不管事。也不用找赵秉忠，他是陈家的狗。你要找的是杨德茂。”

毛汝麟愣了一下。“杨德茂？先生，他是陈启顺的人。”

“他是陈启顺的狗腿子，但他也是穷苦人出身。狗腿子可以变成人，只要有人给他机会。你去见杨德茂，告诉他三件事。第一，陈家要倒了，铅山的天要变了。第二，矿工们的日子，也该变一变了。第三，明军江山营拿下铅山之后，矿工愿意跟咱们干的，每月二两银子，管吃管住；不愿意的，各回各家，以前的工钱，陈家欠了多少，咱们替他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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