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三年九月二十五，南昌。

赵国祚站在城墙上，手里捏着一封刚从饶州送来的密报。密报是他在饶州城里安插的眼线写的，字迹潦草，但内容很清楚：王伯顺的明军江山营已经扩编至七千余人，分标营、江山营、破虏营、辎重营四部，标营一千精骑由王永泰统领，破虏营两千攻坚精锐由杨德茂统领，正在加紧操练。

赵国祚把密报折好，塞进袖子里，没有说话。

他今年六十六岁了。从顺治元年跟着多铎打江南，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他打过扬州，打过嘉兴，打过江阴，打过郑成功，什么样的仗都打过，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郑成功十几万大军压境，他没慌过；耿精忠万余精兵来犯，他也没慌过。但今天，他忽然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不是怕，是预判——多年征战养成的直觉告诉他，西边的吴应麒和东边的王伯顺，这两股势力的下一步，不会是各自为战。

“传令，召各营将领到提督衙门议事。”

提督衙门大堂上，赵国祚站在舆图前，面前站着南昌镇总兵马文德、九江镇总兵刘进忠、赣州镇总兵陈国瑞，以及他的几个幕僚。

议事结束，南昌城里开始了一场疾风骤雨的调整，各处兵力一夜之间几乎翻倍。赵国祚在沙盘上插入的令旗一面接一面，没有一寸缝隙留给东边的王伯顺和西边的吴应麒。

南昌镇总兵马文德是赵国祚从浙江带出来的老部下，跟着他打过郑成功，在温州城墙上并肩杀过敌。马文德此人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如重枣，一双眼睛不大却精光四射。他治军极严，手下的兵每日操练四个时辰，风雨无阻。南昌城里八千守军，再加上马文德从九江带来的两千精锐，南昌的兵力已经达到了一万。东西南北四门，每门两千五百人，轮番值守，日夜不歇。城墙上每隔三十步架一门小炮，壕沟挖深至两丈，外面埋了三排鹿角。

赵国祚骑在马上，带马文德亲自巡城。马文德指着城外的一片空地：“大帅，东门外那片开阔地，如果贼人来攻，骑兵可以在那里展开。末将在城外五里处设了一道防线，挖了壕沟，埋了鹿角，派了三百人日夜值守。贼人就算摸到城下，也要先过这道防线。”

赵国祚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防线的位置太靠前了。撤退的时候，三百人收不回来。”

“末将不要他们收回来。末将要他们死在那里。死一个人，贼人就知道南昌不好打了。”

赵国祚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九江镇总兵刘进忠比马文德年轻十岁，是个精明人，升得快，但根基不稳。赵国祚把他放在九江，是因为九江是南昌的北大门。九江守住了，长江以北的清军就能源源不断地南下支援。赵国祚把自己最信任的副将留在九江，盯着刘进忠的一举一动。

赣州镇总兵陈国瑞坐镇赣州，守着江西的南大门。耿精忠在建昌，随时可能北上赣州，赵国祚给他增兵到五千，让他无论如何要撑住。

三镇的兵力部署尘埃落定后——南昌一万八千，九江一万，赣州五千。赵国祚将手头掌握的三万三千绿营精锐全部调到了刀刃上。南昌、九江、赣州三座城池，分别落入了他的三位心腹手中。他们都不是酒囊饭袋，他们都是跟着赵国祚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是他眼下最可靠的铁三角。

九月二十八，赵国祚接到吴应麒攻破吉安的消息，一个人站在舆图前看了很久。舆图上，吉安在南昌西南，袁州在吉安西边，饶州在南昌东边。吴应麒占了吉安，王伯顺占了饶州，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像两只拳头，一左一右地夹着南昌。这不是巧合，是默契。

他提起笔，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措辞谨慎但不失底气：“逆藩吴三桂伪将军吴应麒已陷吉安，赣东贼酋王伯顺据饶州，东西呼应，窥伺省垣。臣已调集各镇精兵，分守要隘，严密堵御。惟是贼势方张，兵力尚单，恳请速发援兵，以资剿御。”

不是示弱，是实话。三万三千绿营精锐，守江西三省已经够了，但要主动出击吃掉两支各有万余兵力的叛军，还不够。他不打无把握之仗。奏折封好，八百里加急送北京。

赵国祚推开窗户，窗外是南昌城的万家灯火。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下一下的，不紧不慢。他想起顺治元年，他跟着多铎打扬州。那时候他年轻，不怕死，冲在最前面。扬州城破，血流成河。他站在城墙上，看着满城的尸体，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后来打嘉兴，打江阴，每打一仗，尸体就多一堆。他不怕打仗，怕的是打了三十年，还没打完。

风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九月快过完了，十月就要来了。

九月三十，吴应麒的信使到了南昌。

来人不是马雄，是个文官，姓孙，叫孙文焕，是吴应麒的幕僚。他递上名帖，要见赵国祚。赵国祚在大堂上接见了他，孙文焕的来意很明确——劝降。吴应麒说，大清气数已尽，请耿精忠翻脸比翻书还快。赵国祚听完，没有说话。孙文焕以为他动心了，正要再劝，赵国祚忽然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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