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会闭幕后的第三天清晨，孙德茂坐在深圳总部办公室里的黑色真皮转椅上，面前摊着一份厚达十二页的总结报告。

报告第一页最上方，用红笔圈着一行数字——相比去年秋交会，德茂系的总签单量下降了31.7%。

这份数字是昨晚十一点财务室加急统计出来的。

孙德茂盯着那行红字看了整整三分钟，没有说话。办公室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一样，连空调发出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站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三个人——主管销售的副总陈国良、财务总监老马、深圳业务部经理刘志强——谁也不敢先开口。

陈国良的衬衫领口已经被汗浸湿了。他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去年秋交会，德茂系的签单量是八百二十万美元，在整个汕头外贸圈排得上前五。而今年，这个数字跌到了五百六十万——比孙德茂定下的底线少了整整两百万。

“三十一个点。”孙德茂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去年八百二十万，今年五百六十万——少了二百六十万。我还以为至少能保到六百万。”

“孙总，”陈国良硬着头皮说，“今年展馆的人流量本来就比往年少，加上天气不好，最后一天还停了一会儿电——”

“停你是他妈的电。”孙德茂猛地站了起来，手中的签字笔被拍在桌面上，弹起来滚了两圈落到地上，“停电影响的是所有人，不是只有我们德茂系！你看看林远舟的裕盛——他们这个秋交会签了多少？”

会议室里没人回答。

孙德茂自己说出了答案：“七百万美元。七百万！他妈的，一个去年还在出租屋里吃泡面的小屁孩，第一届广交会签了三百万，不服气——我一整年围剿他、压他、联合价格联盟堵他——结果第二届他签了七百万！”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笔筒震了一下，两支钢笔滚了出来。

“我德茂系，”孙德茂指着桌上那份红笔圈过的报告，“三十一个点的下滑。他个人，涨了一倍还多。”

财务总监老马咳嗽了一声：“孙总，裕盛那边据说签了七百万，但其中有一笔两百万的框架协议是美国客户约翰签的，付款条件只是意向性协议——”

“意向性协议能上广交会日报的头版？”孙德茂斜了他一眼，“意向性协议能让赵国栋在三楼给他挂广告牌？意向性协议能让那帮墙头草一样的供应商，从我们这边跑到他那边去？”

老马闭嘴了。

孙德茂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两圈，然后停在了窗户边。深圳的秋天阳光很好，透过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亮堂堂的光影。但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刘志强，你说说，这个林远舟到底是什么路子。”

业务部经理刘志强往前迈了一步。他是孙德茂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三十七岁，在广东外贸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对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商业运作门清。他曾在广交会上远远看过林远舟的展位，也收集了不少裕盛公司的情报。

“林远舟这个人，我摸过底。”刘志强说，“去年秋交会之前，他在汕头市郊租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办了个小作坊性质的外贸公司。招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老家的发小，叫张秋生，原先是个木匠；另一个是上海来的国企女业务员，叫苏晚晴，是他们公司唯一一个正儿八经学过外贸的。”

“上海女业务员？”孙德茂转过身来，“哪个单位的？”

“上海第一轻工进出口公司。”刘志强说，“据说是借调到广交会帮忙，后来主动辞职跟了林远舟。”

孙德茂冷哼一声：“国企的员工辞职去跟一个刚刚起步的小老板？她不是傻就是看上了什么。”

“我看她是看到了林远舟的潜力。”刘志强说，“据广交会那边的工作人员说，苏晚晴在裕盛展位上负责所有信用证条款的审核和客户合同的管理。每一笔合同都是她一手经办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所以林远舟身边有一个人在帮他打理信用证实务。”孙德茂眯了一下眼睛，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身边还有谁？”

“一个在汕头本地的供应商，叫黄老板，是做塑料制品的。林远舟用预付款模式跟他签了长期供货协议，把黄老板的工厂产能锁了大半。”刘志强说，“还有两个温州的小工厂，做木制品的——林远舟的榫卯木碗系列就是在这个厂里产的。工厂老板姓方，叫方鸿图，做低端代工出身的，但手艺还行。”

“预付款模式？”孙德茂的眉头皱了一下，“他哪来的钱预付款？去年广交会之后他账上最多也就剩个一两百万人民币，今年上半年接了欧洲的单子也就两百多万美元的单量——他怎么敢预付款锁定工厂产能？”

“确实是一个风险动作。”刘志强说，“但据我了解，他用的是短期信用证套现的方式——从银行开出一份远期信用证，然后找中间商贴息提前贴现，用贴现回来的人民币支付工厂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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