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帝都的春天终于来了。

路两边的杨树冒出了嫩芽，嫩绿色的，在阳光下像撒了一层金粉。玉兰花开得正盛，白色的花瓣厚厚的，像瓷器一样光洁，风一吹就落下来，铺了一地。

云大慈善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正式启动了。

二十三个志愿者小组，每组三到五人，分头前往帝都的二十三家公办孤儿院，进行实地调研。

调研的内容很细，细到每一个孩子的身高体重、每一个宿舍的床铺数量、每一个教室的桌椅新旧、每一个食堂的菜谱。

志愿者们带着问卷、卷尺、相机，一家一家地跑，一间一间地看，一个一个地问。

李幼薇带着第一组去了朝阳区的那家福利院。就是学雷锋日那天秦北和李响去过的那家。

院子里的老槐树已经发芽了，嫩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盖，把大半个院子都罩在里面。

树下还是摆着那几把塑料椅子，还是那辆掉了漆的儿童三轮车。李幼薇走进大门的时候，王院长正在院子里晾被单。

白色的被单在风中飘着，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阳光下，那些被单白得有些刺眼。

王院长转过身，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大学生，手里拿着本子和相机。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温和，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的瓣，一层一层的。

“你们是……”

李幼薇走过去，伸出手：“王院长，我们是云大慈善基金会的。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院里孩子们的情况，看看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王院长的眼眶红了。

那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从楼里跑了出来。她还穿着那件红毛衣，但毛衣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领口又往下滑了一些，露出一截瘦削的肩膀。

她看到院子里站着陌生人，停下来，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歪着头看着李幼薇。目光和上次看秦北时一样，安静得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没有光。

李幼薇蹲下来，从包里拿出一盒彩色铅笔，递过去。

小女孩看着她，没有接。

“这是送给你的。”李幼薇的声音很轻。

小女孩低下头，看着那盒彩色铅笔。包装盒上印着一个小女孩在画画的图案，阳光很好，花很红，草很绿，小女孩笑得很开心。

她看了好几秒，然后伸出手，接过了那盒彩铅，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像抱着什么很重要的东西。

“谢谢。”小女孩的声音很小，但李幼薇听到了。她抬起头，看着李幼薇，眼睛里的死水好像动了一下。

李幼薇的眼眶也红了。她伸手摸了摸小女孩的头，站起来，转身看着王院长，说了一句让王院长眼泪掉下来的话：“王院长，您放心，我们会帮您把孩子们的被子、衣服、学习用品全部换成新的。宿舍的暖气、食堂的伙食、教室的桌椅，一样一样来，都会好的。”

王院长的眼泪直接流了出来，可是脸上却满是笑容。她在这里干了二十年，送走了几百个孩子，听过了无数次“我们会帮你们”，但每一次都是说完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一次，她看着李幼薇的眼睛，忽然觉得，也许这一次不一样。

李响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二十三家孤儿院的调研报告。报告摞起来有半人高，每一页都是志愿者们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得眼睛发酸，但不敢停下来。

朝阳区福利院，孩子一百八十七人，床铺一百五十二张，缺口三十五张。

食堂的冰箱用了十五年，坏了修，修了坏，制冷效果很差。活动室的图书只有几百本，大部分是九十年代出版的，翻得破了角，有的连封面都没了。

海淀区福利院，孩子九十二人，校舍是八十年代建的，墙体开裂，屋顶漏水，冬天暖气不热，孩子们穿着棉袄上课，手冻得握不住笔。

丰台区福利院，孩子五十六人，大部分是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医疗费用缺口很大，每年靠零星的社会捐助勉强维持。

李响在每一份报告的最后都写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把这些条目整理成一个总表，贴在办公室的白板上，红色、蓝色、黑色的记号笔把整面白板画得密密麻麻的。

李幼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李响正对着白板发呆。她把手里的文件夹放在桌上，倒了两杯水，一杯推到李响面前，一杯自己端着。

“李会长，第一期的预算我做好了。”李幼薇翻开文件夹，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表格，“先解决最急的被褥、棉衣、食品、药品。这部分一共需要一百二十万。

第二期是硬件改善，暖气、门窗、水电设施，大约需要三百万。

第三期是教育投入，图书、教具、课外活动，大约需要八十万。加起来五百万。二十三家孤儿院，平均每家二十多万，够把最基础的条件改善到及格线以上。”

李响拿着那份预算表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李幼薇，问了一句：“五百万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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