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广州港，秋意虽已深了，海面上却比盛夏还要热闹。

自从开港通商以来，进出港的船只一天多过一天，从早到晚，码头上的号子声、绞盘声、木箱碰撞声此起彼伏，没有一刻消停。

货栈一栋接一栋地拔地而起，新修的市舶司衙门在江边巍然矗立，门前的验货场连到了码头的栈桥上。

栈桥旁停着几艘从南洋来的大海船，船身斑驳，吃水极深。

更远些的江面上，还有几艘大明的三桅大船正在落帆，船舱里载满了湖州的生丝和景德镇的瓷器，一箱一箱地在甲板上码得整整齐齐。

开海不过四年，大明的丝绸、瓷器、茶叶像决了堤的海潮，浩浩荡荡地涌向南洋。

以前这些货物只能从月港一隅出海，船少、路窄、税重，运到南洋的货十成里有三成要折在层层关卡上。

如今泉州、宁波、广州先后开港，货物分道出海，海路一下子宽阔了起来。

生丝在吕宋的市价翻了几番，瓷器在爪哇被当成珍宝，一箱上等的青花瓷，能换回半船香料。

茶叶更是抢手，从南洋再转手卖到更远的地方，价格还能再涨一截。

广州城里的海商们，眼睛都红了。

西关一带的大户人家，不少是世代做买卖的，如今见海利这么厚，纷纷把地卖了、把铺子押了，把钱投到海上去。

一个姓胡的海商，在给族中长者的信里写道：“今日之利，十倍于十年前。吾族可造大船，再置三艘，必成粤海巨商。”

这封信后来不知怎么传了出来，在十三行一带被反复抄录，几乎成了广州海商们的宣言。

泉州的情形也差不多。

后渚港里，桅樯如林，七八百石的大船已不算稀罕，有的船厂正日夜赶工，造一种能载两千石的新式远洋船。

那种船型是几个老船匠从西洋卡拉克船和大明大型福船的形制里琢磨出来的，船身比旧式福船更宽，货舱更深，却能借着改进过的帆形在逆风里走出不错的航速。

船主们凑在码头边的茶楼里，一面呷着铁观音，一面盘算着这一趟该走哪条线、带什么货。

有人跑吕宋，有人跑暹罗，有人跑爪哇，还有几个胆大的，约好了合股，要往更西的地方去探一探。

泉州城中的市舶司门口，队伍排得望不到头，都是来领船引、纳船税的。

司里的税吏从早到晚拨着算盘，连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一个老税吏拨完最后一笔账，把算盘一推，揉着发酸的手腕对同僚道：“这半年经手的银子，比过去在府库当差十年见的还多。”

同僚笑道：“怎么，数银子还嫌累？”

老税吏摇头：“银子是多了，可责任也大了。一笔错了，脑袋就得搬家。”

九边的情形也与往年不同。

饷银足了，屯田丰了，边地的互市也跟着热闹起来。

大同、宣府的市场上，南方的丝绸和瓷器开始成批出现，价格比十年前便宜了不止三成。

往年边贸以茶马为主，如今丝绸也渐渐占了分量。

草原上的头人们喜欢南边的绸子，愿意用上好的马匹和皮货来换。

一匹湖州细绸，运到大同，能换两头好马。

张家口堡、得胜堡、杀胡堡几个互市关口，每到开市之日，车马云集，人声鼎沸，比内地的庙会还要热闹。

有的晋商脑瓜活络，把南边的丝绸、茶叶与北边的皮货、药材搭着买卖，几年之间便成了巨富。

九边的将官们见了，也不禁感慨：这世道，真跟从前不同了。

唯一不变的是，没有人敢偷税漏税了。

因为万历派了锦衣卫、司礼监、户部三重监察机构，一旦偷税漏税，就是抄家灭族，绝不姑息。

张家口一个粮商，仗着与几个晋商有旧，串通税吏少报了几车皮货，不过半月就被锦衣卫的暗线查了出来。

那粮商后来被押到市口，当众抄了家，家产尽数充公。

从此互市上的商人，报税时连半张皮子都不敢漏。

而最能感受到这股变化的，还是那些在南洋散居多年的华商。

他们大多离乡已数十年，在吕宋、爪哇、暹罗、占城一带安了家，靠种地、做工和做点小买卖为生。

因为海禁，家乡的船来得稀，这些华商以往只能零星地通过走私船与故国往来，买卖做得再大，也不过是在异乡夹缝里讨生活。

如今不同了。

大明的商船一船接一船地驶来，带来的是故乡的货，也是故乡的风。

那些华商站在码头上，望见船上那一面面“明”字旗，不少人当场就湿了眼眶。

一个在吕宋住了三十年的老华商，白发苍苍，拉着泉州来的船主，颤巍巍地问：“家乡……如今可好？”

那船主用力点了点头：“好！朝廷开了海，往后咱们的船，年年都来！”

老人听了，眼泪刷地便下来了。

他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人，都是他的子孙，生在吕宋，长在吕宋，从未踏足过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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