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意大利，罗马。

秋日的台伯河畔，圣伯多禄大教堂的穹顶在阳光下泛着灰白色的光。

那穹顶是米开朗琪罗留下的杰作，从河对岸望去，像一顶巨大的石冠扣在罗马城的上空。

河水缓缓流过，带着些微浑浊的黄绿色，把两岸古老的石墙和橄榄树的影子揉碎在水面上。

台伯河上的老桥边，几个穿着短褐的意大利人正赶着驴车过桥，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沉闷的响。

偶尔有穿着黑袍的神父从巷子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念珠或书卷，步履匆匆。

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从里斯本启程回罗马述职已有半月，此刻正坐在总会院的一间石砌书房里。

那书房不大，四壁都是青灰色的石墙，墙缝里渗出些微潮气。

窗外的橄榄树被地中海的暖风吹得沙沙作响，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落在书桌上，轻轻晃动。

他面前摊着一封写了一半的长信，信是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用的是拉丁文，字迹细密而克制。

这封信后来成为欧洲了解大明扩张的重要文献，被多个教会档案馆辗转抄存。

他写道：

“尊敬的神父，我不得不向您报告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们在远东的观察必须被重新审视。那个曾经被我们视为古老、封闭、安于陆地的中华帝国，已经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速度走向了海洋。

万历二十年，明军渡海东征，不过半载便荡平倭国，生擒那不可一世的倭国太阁丰臣秀吉。如今倭地已改称东瀛省，由明廷直接派遣流官治理。万历二十四年，明国水师南下吕宋，于马尼拉港外炮击西班牙人的炮台，迫使其交出屠戮华人的凶徒。今年，明廷更进一步，将宗室亲王分封至吕宋西岸，立‘靖海’藩国，镇守一方。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明国持续多年的军事和海防变革。据我们在澳门的观察，明国水师如今拥有大小战船数百艘，其中一部分巨舰体量已可与我等远洋瑙船比肩，火炮铸造之术，亦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准。而在陆上，明国北方的九边重镇仍保有庞大的常备兵力，其操练之法据说是由一位杰出的将军所奠定，至今仍被严格遵循。

这个东方帝国正在苏醒。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它，同时也要重新评估我们在远东的传教与贸易策略。一个强大而外向的明国，对教会来说，既是威胁，也是千年不遇的机遇。”

写到此处，范礼安停下笔，抬头望向窗外。

一阵暖风从台伯河方向吹来，把橄榄叶吹得翻白。

他忽然想起许多年前自己第一次抵达澳门时的情形。

那时的澳门还只是几间破旧的石屋，明国的海禁让一切贸易都只能遮遮掩掩地进行。

他在那里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在紧闭的大门外耐心地观察。

可如今，大门开了，门里的世界却以一种他从未预料过的方式，朝外奔涌而来。

他沉吟了许久，又在信末加了一句：

“至于倭国，他们现在说，那里的港口已经挂起了明国的旗帜。我在想，也许用不了多久，明国皇帝的目光，就会越过满剌加，投向更远的地方。”

与罗马的审慎不同，马德里的反应要激烈得多。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在九月中旬才收到吕宋方面的详细报告的。

那报告由菲律宾总督派快船送回新西班牙，再从阿卡普尔科辗转送回本土。

当信使把那份厚重的报告呈进埃斯科里亚尔宫时，腓力二世正在他的私人书斋里处理国务。

他穿一身深黑色天鹅绒紧身衣，胸前的金链上坠着一个精致的十字架，枯瘦的手指在报告的火漆上停了停，然后慢慢拆开。

报告中称，明国水师约有四十艘战船闯入马尼拉湾，炮击港口炮台，焚毁数艘船只，并强行占领了吕宋北部的玳瑁港一带。

更让腓力二世难堪的是，菲律宾总督居然在明军的炮口下签了字，交出了“凶手”。

那些“凶手”都是西班牙驻菲律宾的精锐士兵和军官，如今全被明国人押往东瀛做矿奴。

报告最后还附了一句：“那些东方人临走时说，马尼拉不是西班牙的，也不是明国的，但在这片海上，明国人的船到得了的地方，明国人就不能被人随便杀。”

这份报告被腓力二世反复看了三遍，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

他的手指在纸页上慢慢收紧，指节发白，嘴唇抿成一条极细的线。

终于，他把报告重重拍在桌上，霍然站起，在自己的书房里来回踱步。

他的脚步声在石砖地上急促地响着，像一匹被激怒的老马在厩中打转。

他对身边的近臣说道：“这些东方人，竟然敢对西班牙国王的领地开炮。我要派一支舰队去马尼拉，让那些明国人知道冒犯天主之国的代价。”

他说的不是空话。

此时的西班牙依旧是欧罗巴第一强国，坐拥横跨大洋的庞大殖民帝国，海军虽经数年前英吉利海峡之挫，却仍保有一支战力雄厚的远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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