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异常的不是警察，是气象局。

三月的北京本不该有雾，暖气还没停，风从蒙古高原吹来，干燥而锋利，能把皮肤吹裂。但那天早晨，北京上空出现了一层低垂的、灰白色的、像薄纱般的雾。雾不厚，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还能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轮廓，但站在朝阳区的中小学门口，那些背着书包的孩子的身影，就在雾中变得模糊。气象局的报告说，这种雾不是水汽凝结形成的，是一种“悬浮颗粒物”，成分不明，来源不明，持续时间不明。报告被归档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那天早晨，没有人失踪。

第二天，朝阳区有七个小学生没有到校。他们的家长以为他们起晚了，或者贪玩在路上耽搁了。第三天，数字变成了二十三。第四天，五十一。第五天，张仕文接到了陈旭的电话。

“张教授，来一趟基地。有件事，可能需要你的专业判断。”

张仕文到“潜龙”基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陈旭站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一张朝阳区的中小学分布图。图上有五十一处被红色记号笔圈出的位置，每一处对应一个失踪的孩子。赵宇坐在角落，面前的平板电脑上滚动着五十一份学生档案——姓名、年龄、班级、家庭住址、上学路线、以及放学后的活动轨迹。所有的档案看起来都很普通，失踪的孩子没有共同点，没有规律，没有线索。

“张教授，你看这个。”陈旭将那幅分布图推到张仕文面前，用手指在图上画了一个圈，“五十一处失踪地点，分布在朝阳区的不同位置，看起来没有任何规律。但如果你把每个孩子的家庭住址和学校的连线标记出来——”

赵宇在平板电脑上操作了一下，会议室的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新的图。图上是朝阳区的街道网络，五十一根细线从每个失踪孩子的家庭住址延伸到对应的学校。那些线条互相交叉、重叠，形成了一张密集的、没有规律的网。但当张仕文将老花镜推到额头上，凑近了看时，他的目光锁定在了那张网的中心。

“不对。”他说，“这些线条，不是随机分布的。”

陈旭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什么意思？”

张仕文走到投影屏幕前，伸出右手，用手指在那些线条的交汇处画了一个圈。他的手指有些抖——不是恐惧，是那种在地质勘探中看到不该出现在那里的岩层时的、混合了警觉和兴奋的微颤。

“这些线条的交叉点，不是均匀分布的。大部分交叉点集中在五个区域——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团结湖公园、日坛公园、以及——”他的手指停在最后一个交叉点上，“北京工人体育场。”

他转过身，看着陈旭。“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地下有大型空腔结构。公园的地下是废弃的人防工程，体育场的地下是停车场和设备层。如果修卡在这些地下空间之间挖掘了通道——就像矿脉一样——他们就可以在完全不经过地面的情况下，从任意一个入口进入，将孩子带走，再从另一个出口离开。这就是为什么监控拍不到任何东西。他们根本不在路面上走。”

陈旭沉默了。他的目光从张仕文的脸上移到那幅分布图上，又从分布图上移到赵宇的平板电脑上。他看了很久，然后开口：“赵宇，调出朝阳区所有地下管廊和废弃人防工程的图纸。张教授，你跟我来。”

两小时后，张仕文站在红领巾公园的湖边。湖水是灰绿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下像一块被磨砂过的旧玻璃。湖面平静，没有风，没有鸟，没有游船。公园里没有游客——不是工作日的原因，是修卡。他们已经封锁了这一带，穿着便装的“潜龙”特工散布在树丛和长椅间，像一群沉默的、等待的石头。

“入口在这里。”张仕文指着湖岸上一块被青苔覆盖的、半埋在土里的水泥板。水泥板约一米见方，边缘已经被泥土和草根覆盖了，如果不是他在地质图上看到过这个人防工程出入口的标注，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两个特工用撬棍将水泥板撬开，露出下面一个漆黑的、向下的、没有扶手的洞口。洞很深，看不到底，但有一阵潮湿的、带着霉味和铁锈味的风从洞口深处吹上来。

“我下去。”张仕文说。

陈旭站在他身后，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张教授，下面可能有修卡的改造怪人——”

“我知道。”张仕文将老花镜从额头上推回鼻梁，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大小的手电筒，“但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更熟悉地下的东西。我看了四十年的岩石和土层，我知道哪些裂缝是天然的，哪些是人工开凿的。让我下去。你们跟在后面，保持通讯。”

他没有等陈旭同意。他扶着洞口的边缘，将腿伸进洞中，蹬到了第一块可以踩踏的突起——那是一根从混凝土中露出的、锈蚀的钢筋。他踩稳，然后下到第二块、第三块。陈旭跟在他身后，然后是两名特工。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白色的、窄窄的扇形，照亮了洞壁上的水珠和青苔。洞壁不是直的，是倾斜的，像一条被水流冲刷了数十年的地下河道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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