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7月30日，国防科大，刘远的办公室。

林小镜敲门进去的时候，刘远正站在窗前看外面。他很少站着，更少站在窗前。林小镜进来，他转过身，指了指椅子。“坐。今天不聊论文，聊点别的。”林小镜坐下来。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她没有躲。刘远也坐下来，面对面。

“你什么时候去北京？”

“8月10日。”

“东西收拾好了？”

“差不多了。”

“宿舍退了吗？”

“退了。”

“户口呢？”

“转到国科院了。”

刘远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的嗡嗡声比平时更响。林小镜等着。她知道刘远不是那种会“闲聊”的人。他叫她来，一定有事。

“林小镜，你是我带过最好的学生。”刘远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不是之一，是最好。我带过三十多个硕士、十几个博士，没有一个像你。不是因为你的成绩，是因为你的心。你是真的想做研究。不是为了职称，不是为了经费，不是为了发论文。就是想做。”

林小镜低下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刘远说的是对的。她做研究，不是为了任何外在的东西。她就是想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

“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博士毕业的时候，我想做‘根本性’的研究，不是‘修修补补’的研究。我想解决大问题，不是小问题。但后来，我没有坚持下来。因为太难了。因为没有经费。因为没有人支持。因为要养家。因为要评职称。因为要带学生。因为要开会。因为要写本子。因为要应付各种检查。因为要……活着。”刘远停顿了一下，“然后我就从‘想做研究’变成了‘做研究’。”

林小镜抬起头，看着他。

“‘想做研究’和‘做研究’，不一样。‘想做’是心里有火，‘做’是手里有活。火灭了，活还在。但活是死的，火是活的。我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是‘做研究’，不是‘想做研究’。你是‘想做研究’。你心里有火。”

林小镜没有说话。她心里有火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就是那些问题。她吃饭的时候想，走路的时候想，洗澡的时候想。她停不下来。

“去了国科院，你会遇到更多诱惑。更多的经费，更大的项目，更高的职位，更响的名声。这些，会把你心里的火慢慢浇灭。你要守住。”

“怎么守？”

“只做你想做的。不想做的，拒绝。”

“能拒绝吗？”

“能。代价是得罪人。但得罪人，比灭火好。”

林小镜看着他，点了点头。

刘远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她。林小镜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支笔——钢笔，黑色的，笔身很光滑，笔尖是金色的。笔杆上刻着两个字：“求真”。

“这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送给我的。他说‘求真’是科学家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假话，不要编数据，不要抄论文。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林小镜握着那支笔，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感动，是沉重。这支笔，代表了刘远的期望，也代表了她的责任。

“刘老师，我会用这支笔写论文的。”

“不是写论文。是写‘真’。”

“好。”

林小镜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转过身。“刘老师，谢谢您。”

刘远摆了摆手。“去吧。别回头。”

林小镜走出办公室，关上门。她站在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她没有踩那道光，只是站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身，走向楼梯。她没有回头。刘远说了，别回头。

下午，林小镜在实验室收拾东西。她要把自己的资料、笔记、数据全部打包，寄到北京。王浩、李芳、陈思思、赵志远都来了。他们站在旁边，看着她收拾。

“林小镜，你走了，我们怎么办？”王浩问。

“你们也去。周老师说可以。国科院的设备，你们随便用。我在那边等你们。”

赵志远没有说话。他靠在实验台上，看着林小镜把一本本笔记装进纸箱。这些笔记，他太熟悉了。每一本都是林小镜亲手写的，字迹工整，公式清晰，图表规范。他见过她熬夜写笔记的样子——凌晨两点，实验室的灯还亮着，她趴在桌上，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林小镜。”赵志远叫她。

“嗯？”

“你到了北京，别太拼。”

林小镜笑了。“你也是。”

她把最后一个纸箱封好，写上地址。然后她站起来，看着实验室。真空腔体、离子源、电源、探针、电脑——这些东西，她用了三年。三年里，她在这里做了上千次实验，写了上百篇笔记，熬了无数个夜。她要走了。

“各位，我走了。”

“什么时候的车？”

“晚上。”

“我们送你。”

“不用。”

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实验室。她没有回头。刘远说了，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