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咸鱼、腊肉这类高盐食品，更是无形中叠加了一层额外的赋税。

既然产盐的大权牢牢握在白图手中，那么让天下百姓吃得越咸，他的收益就越高。

这哪里是在卖肉，分明是在收税！

白图甚至脑补出一幅画面：自己站在高处，慷慨激昂地宣扬：“诸位乡亲，你们吃的不是咸肉，而是匡扶汉室的砖瓦！”

据后世资料称，人体每日最佳摄盐量为五克。

这在现代重口味地区看来简直是清淡如水。

但在白图眼中，这种矫情的健康标准在农耕文明面前毫无意义。

顶着烈日暴晒、挥汗如雨的底层劳动者，对盐分的渴望远超现代坐在空调房里的白领。

纵观华夏历史，直到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盐”

始终是一种供不应求的战略物资。

谁能掌控盐，谁就能掌控人心与财富。

关于汉代百姓每日摄入盐分的估算，白图曾在某篇学术文献中瞥见过一组看似严谨的数据。

那篇文章经过层层复杂的数学建模，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咋舌：即便是春秋时期那个以产盐闻名的齐国，人均年耗盐量也不过区区五克；而至明清两代，这一数字虽有所超标，却也仅在三四倍之间徘徊。

然而，作为身处其中的亲历者，白图对此嗤之以鼻。

那篇论文的底层逻辑存在致命硬伤——它混淆了“消耗”

与“摄入”

的概念。

在那个缺乏冷链保鲜技术的年代，食盐不仅是调味品，更是食物保存的防腐剂。

大量的盐被用于腌制肉类、蔬菜，以备 ** 或日常储备。

而腌制工艺本身伴随着巨大的损耗率，那些渗入坛底、吸附在容器壁上的盐分，根本不会进入百姓的口中。

因此，用总产量倒推摄入量，无异于刻舟求剑。

目光拉回当下的江东。

从鲁肃掌控的十七家盐商渠道流向来看，每年经手煮制的百万石海盐中，真正流入民间终端市场的，大约仅有三十万石。

这一数据模型，与春秋时期的齐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毕竟，从春秋至两汉，制盐技术并未发生颠覆性的迭代，生产力水平大致持平。

若考虑到民间私自煎盐、走私漏税的 ** 流通情况，江东实际的人均盐分摄取量或许会略微高于齐国，但幅度极小，不足以致命地改变整体格局。

换言之，即便身处这富庶的江东大地，普通农户餐桌上的咸淡程度，甚至低于现代人所推崇的“清淡饮食”

标准。

这也侧面印证了吕布此前对女儿吕玲绮的叮嘱：只劝她戒除油腻肥甘，却从未禁止其多吃咸味。

在那位乱世枭雄的认知里，此时的百姓，缺的是油星，而非盐粒。

这就引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学命题：这些潜在的忠义之民，确实拥有匡扶汉室的庞大基数，但他们必须先跨过“温饱”

这道坎。

只有在衣食无忧之后，他们才有余力去讲究生活的精致与健康。

早餐过后，白图坐在合肥姬的书房内，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

一封来自金陵的加急信函静静地躺在案头，发信人是鲁肃。

信中附带的，是即将正式面世的民部盐引定价细则。

早在数日前，白图便已与鲁肃就此事进行过多次激烈交锋，如今不过是走个过场，进行最终的行政确认。

根据新规，每一张“盐引”

持有者，可凭此向官方盐场兑换五百石海盐。

但这张凭证并非直接在产地交易，而是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流通。

世人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古代盐价堪比黄金，动辄比米价高出数百倍。

事实上，这种说法多出现在王朝末年财政崩溃或豪强垄断失控的特殊时期。

在大多数太平盛世，盐价的波动远比粮食平稳得多。

粮价受天灾人祸影响，丰歉之年差价可达数十倍，而盐价暴涨通常只有两个原因：朝廷急需用钱疯狂抛售，或者盐业巨头形成价格同盟。

追溯汉代常态，盐价稳定在一千钱一石左右，大约是当时正常年份粮食价格的四倍。

然而，时局动荡，群雄逐鹿。

尽管有官办救济粮压阵，江东地区的米价依然逆势上涨了足足两倍。

相比之下，如今的盐价设定为米价的二点五倍，已算是乱世之中难得的良心之举。

汉室当下的钱袋子早已瘪得不成样子，那些囤积盐业的豪强虽心痒难耐，想趁乱大捞一笔，却连垄断的门槛都摸不到。

朝廷更是囊中羞涩，收刮无门，只能眼巴巴盼着白图这等“忠义之士”

来力挽狂澜。

在这种尴尬的博弈下，盐价不过是小幅波动，根本翻不起什么惊涛骇浪。

若放眼后世盛唐，盐价本也平稳，直至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专营力度骤然收紧，盐价才如脱缰野马般飙升。

即便到了宋代，除非遇上乱世，否则盐价鲜少超过粮价的十倍，所谓“逢乱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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