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屁！王老七根本不是喝醉摔死的，他脖子上有掐痕！我亲眼看见的！”

我冲着何福来歇斯底里地吼，唾沫星子差点砸到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上。可我的双手被村里三个壮汉死死按在泥地里，大腿陷进烂泥，动弹不得。

半个钟头前，王老七的尸体在后山沟里被发现，浑身都僵了。现在是后半夜两点，何福来连寿衣都没让人给王老七换，就张罗着要把他抬到祠堂后面的老井边上。

“小武，你读了几年大学，脑子读坏了是不是？”何福来吐掉嘴里的旱烟屁股，黑黄的牙齿在手电筒的光照下显得跟地里的枯骨一样。他拍了拍身边那块刚从山上滚下来的、足有两百多斤重的青石，冷笑了一声，“王老七是横死的，不压住他的怨气，全村都得跟着遭殃。这是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周围围着十几号村民，个个打着手电，可没一个人吭声。那一张张被光线照得半明半暗的脸，麻木得像是在面馆里等一碗面。甚至连王老七的亲哥哥王老大，也只是蹲在旁边抹眼泪，一边抹一边帮着绑绳子，要把那块大石头往井口上抬。

林春花那个疯女人就坐在离井口不远的草丛里，头发乱得像个鸟窝，嘴里一直低低地哼着不知道什么调子的童谣。三十年前，她那刚满六岁的儿子就是掉进这口井里淹死的，从那以后，她就疯了。

“压！压结实点！”何福来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几条汉子咬着牙，把那块沉重的青石“砰”的一声死死砸在老井的木盖板上。井口本来就已经堆了十几块大大小小的石头，这一块压上去，最底下的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听得我浑身直冒鸡皮疙瘩。

那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好像听见那口被压得严严实实的井底下，隐隐约约传出了一声极为沉闷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活活掐住脖子发出的“咕噜”声。

按着我的几个汉子手一哆嗦，松了劲。我趁机一把挣脱开，连滚带爬地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死死盯着那口井。

“散了散了，都回去睡觉！明天谁也不准瞎传，王老七就是喝多了踩空掉下去的，听见没有？！”何福来挥着手赶人，眼神阴鸷地在我身上剜了一眼。

村民们像一群夜游的鸭子，低着头，稀稀拉拉地散了。

我站在原地，手脚冰凉。我叫陈小武，三个月前刚从广州辞职回乡。我爸妈前几年得病走了，家里就剩下一栋老房子。我本来是想回来散散心，做点小买卖，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华南山村，骨子里竟然透着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腐臭味。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王老七那张发青的脸，还有他脖子上那几道黑紫色的指印。

王老七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娶媳妇，靠帮村里种果树维生。前几天他来找过我，神神秘秘地说他发现了村里账目不对，何福来私吞了省里拨下来的扶贫款，还说要去镇上举报。

结果这才过了三天，他就变成了沟里的一具死尸。

更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是村里那个所谓的“压怨”习俗。

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口老井早年间是个活水井，自从林春花的儿子淹死在里面之后，井水就变苦了，再也没人敢喝。何福来那时候刚当上村长，找了个游方道士来看，说这口井成了“怨口”，凡是村里有意外死亡、死得不明不白的人，都必须在死后当晚，由村长主持，往井口压一块石头，这叫“压怨”。

石头压得越多，村子里就越太平。

可我坐在黑漆漆的屋子里，看着窗外那影影绰绰的山峦，心里那个疙瘩却越拧越紧。

不对劲。

如果仅仅是因为迷信，为什么每次死人，何福来都显得那么急迫？为什么每次死的人，恰好都是村里那些不怎么听话、或者是无依无靠的绝户？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打在窗户的塑料膜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发慌。

第二天下午，雨停了。空气里黏糊糊的，到处都是一股植物腐烂和土腥味混合在一起的怪味。

我实在憋不住了，拿了一把割草的镰刀和一把强光手电，装作去后山砍柴，悄悄摸到了祠堂后面的老井。

老井周围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夏天蚊虫多得像一团黑烟，平时根本没人往这走。我拨开茅草，脚下踩着湿滑的青苔，一步步挪到了井边。

白天看这口井，更觉得压抑。那十几块石头层层叠叠地码在井口上，像是一座微型的畸形石塔。最上面的那块，就是昨晚刚抬过来的青石，上面的泥土还没干透。

我蹲下身，鬼使神差地伸手摸了摸最底下的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很大，表面长满了厚厚的黑绿色青苔，滑腻得像一层死人皮。

我用镰刀的刀尖用力刮了刮那层青苔。

随着黑绿色的霉斑被刮掉，露出了里面粗糙的石头表面。当我的手电筒光晃过去的时候，我的眼皮猛地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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