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子，把头低下去！别看！千万别看！”

二叔的手劲大得吓人，死死按着我的后脖颈子，把我整个人往泥地里压。我的脸几乎贴在老屋那块发霉的门槛上，鼻子里全是潮湿的土腥味，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死水腐烂一样的沉闷恶臭。

外面在吹唢呐。

那声音不对劲，不是办喜事那种脆生生的调子，也不是办丧事那种哭天抢地的动静。它发闷，发尖，就像是用锋利的指甲盖去抠毛糙的黑板，一声声直往人脑仁里钻，震得人耳膜发焦。

“踏……踏……踏……”

沉闷的脚步声从村道上趟过来。那不是一两个人的脚步，是一群人，走得很慢，鞋底趿拉在泥地里，发出拖沓而没有活人朝气的声响。

“谁娶我啊……”

一个女人的声音，夹在唢呐声里，飘飘忽忽的。那声音冷得像数九寒天的冰碴子，透着一股子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黏糊劲。听着年纪不大，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我当时趴在地上，全身的肌肉都跟冻住了一样。我能感觉到二叔的手在剧烈地哆嗦，他那粗硬的指甲顶在我的皮肤上，硌得我生疼，但我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咚！”

一声沉闷的锣响，就在我家院墙外头炸开。

“阴亲上路，活人回避——！”

那是村里王大仙的嗓子，喊得跟公鸭子被掐住脖子一样，尖锐得变了调，带着一种不似人声的凄厉。

就在那一瞬间，我借着门缝底下那点可怜的月光，看见了一双鞋。

一双大红色的绣花鞋，就停在木门外头的石阶上。那鞋面上的红色刺眼得厉害，透着一股子浓重的铁锈死气。最邪门的是，那双鞋是悬空的。离地大概有两寸高，就那么静静地飘着，鞋尖正对着门缝，正对着我的脸。

我屏住呼吸，连心跳都好像停了。

二叔死死捂住我的嘴，他的手心里全是冷汗，黏津津的。我们爷俩就这么撅着屁股，像两条虫子一样趴在漆黑的堂屋里，听着外面的唢呐声、哭喊声，还有那诡异的脚步声，一点点往村后头的乱坟岗子挪过去。

直到外面的动静彻底听不见了，二叔才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颤抖着从怀里摸出一盒皱巴巴的旱烟，擦了几次火柴都没点着，最后一次，火光一亮，我看见二叔的脸白得像张纸，眼珠子里全是蛛网般的血丝。

“辰子，”二叔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喉咙里塞了把沙子，“明天办完你爷的头七，你立刻收拾东西回城里。以后，这地方你死也别回来了。”

我没说话。我看着堂屋正中央摆着的我爷的遗像，黑白照片里，老头子干瘪地笑着。而在遗像旁边的老式穿衣镜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贴了一层厚厚的报纸，把整面镜子盖得严严实实。

这地方，真的疯了。

我是三天前赶回西北这老山村的。

我爷过世了。虽然年近九十算是喜丧，但接到二叔电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这地方叫偏岩村，藏在深山褶子里，穷得出奇，也封闭得出奇。我十几岁跟父母进城后，就极少回来。

一进村，我就感觉气氛不对。

按理说，村里死人办丧事，左邻右舍都该来帮衬，搭棚子、支大锅、吹打念经，怎么着也该有点人烟气。可我进村的时候，正是下午两三点，太阳毒辣辣地晒着，村道上却连个鬼影都没有。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连往日里满地跑的草狗都不见了一只。

我爷的灵堂搭在老屋里。

去吊唁的人少得可怜，只有村里的几个本家老人。他们坐在板凳上，也不说话，就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烟雾把整个堂屋熏得乌烟瘴气。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古怪的神情——不是悲伤，是害怕。

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就像是走夜路的时候，总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想回头又不敢回头的怂样。

“二叔，村里出啥事了？”吃饭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压低声音问二叔，“怎么感觉大家伙都跟防贼一样？我进来的时候，看见李大头家门口挂着白布，可院子里怎么在贴红喜字？”

李大头是村里的无赖，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他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个快八十的老娘，还有个常年瘫在床上的哥哥。

二叔听见“李大头”这三个字，手里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桌子上。他脸色变了变，急忙四下看了一眼，见没人注意，才压着嗓子狠狠瞪了我一眼：“吃你的饭！瞎打听什么！村里的事，少管，少看，少问！”

“不是，二叔，红白喜事一块办，这不合规矩吧？”我夹了一筷子豆腐，塞进嘴里，嚼着却没滋没味。

坐在隔壁桌的王大仙这时候凑了过来。

这王大仙在村里专门主持红白喜事，长得干瘪枯瘦，一双三角眼总是在眼眶里提溜转，看着就让人不舒服。他身上总带着一股子香烛味和一股子若有若无的腐陈味道。

“辰子啊，大人的事，小孩别多嘴。”王大仙嘿嘿笑了两声，那笑声跟夜锉一样，“那不是红白喜事一块办。那是大头那娃有福气，在下面享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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