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成渣子。那年我刚满十四岁，跟着我爸妈住在省城南边那个老红旗煤矿的职工家属院里。

说是家属院，其实就是一排排像棺材盒子一样的筒子楼。水泥墙面早被十几年的煤烟子熏得黢黑，风一吹，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子洗不净、拍不掉的煤灰味。每个单元一层住着六户人家，一条长走廊通到底，公共水房和厕所都在最东头。那地方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谁家放个屁，隔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要是两口子吵架，那声音顺着水泥楼板和空心砖，能把整栋楼的耳膜都震得生疼。

住在我们家正对门的，是赵大勇。

赵大勇是个采煤工，三十多岁，生得五大三粗，一脸的横肉。他那张脸因为常年在井下作业，煤粉吃进了皮肤纹理，洗得再干净也带着一层青黑色，看着就吓人。这人好赌，也爱喝酒，只要在外面输了钱或者喝了猫尿，回家准得折腾。

他老婆叫刘梅。刘梅是赵大勇有一年去南方买回来的，听说是贵州还是哪里的山沟沟里的。没读过书，普通话也说不利索，在这个北方矿区里举目无亲，连个能诉苦的娘家都没有。刘梅长得挺秀气，瘦瘦小小的，跟铁塔一样的赵大勇站在一起，就像个随时能被一脚踩死的蚂蚁。

结果也确实差不多，结婚没几年，刘梅几乎天天挨打。

那年代两口子打架不稀奇，可赵大勇打人不一样，他是个疯子。他打老婆从不避人，好像这是一种什么值得炫耀的本事似的。

“臭婊子，你再哭一句试试？老子今天整死你！”

这种咆哮声，隔三差五就会在楼道里炸开。紧接着就是肉体撞在水泥墙上的闷响，还有女人压抑的、近乎绝望的哭腔。有时候是在长走廊里，有时候是在院子的大水池子边上。赵大勇揪着刘梅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往铁水管上猛撞。刘梅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夏天也穿着长袖，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人。

最让人脊梁骨发凉的是，赵大勇在屋里打刘梅的时候，特别喜欢把她按在五斗橱上的那面大洗脸镜前。

我们两家门挨得近，那年头防盗门少，都是薄薄的木头门，中间还透着缝。我无数次放学回家或者写作业的时候，就能听见对面传来“砰砰”的撞击声。赵大勇一边死死按着刘梅的后脑勺，把她的脸狠狠贴在冰凉的镜面上，一边神经质地大吼：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好好看看！看清楚你自己像不像条狗！你他妈就是老子花钱买回来的畜生！”

刘梅的脸被挤压在镜子上，发出肉质变形的摩擦声，她哭都哭不出来，只能从嗓子里挤出“呜呜”的动静。他们的儿子小宝，那时候才四岁，就缩在床底下，吓得连哭都不敢出声，只是浑身发抖。

邻居们不是没劝过。住一楼的老刑工，当了一辈子工长，有一次实在看不过去，站在赵大勇家门口吼了一嗓子：“大勇，差不多得了！大老爷们儿天天跟娘们儿使劲，算什么本事！”

赵大勇当时就拉开门，手里拎着一把剁肉的菜刀，眼珠子瞪得像要裂开，指着老刑工的鼻子骂：“老绝户，你他妈少管闲事！老子打自己的婆娘，关你屁事？你再多嘴一句，老子明天往你家烟囱里灌汽油，信不信？”

赵大勇在矿上是出了名的混不吝，下手黑，谁也不想为了个外地女人跟这种亡命徒拼命。渐渐的，大家都麻木了。

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冷漠的默契：两口子的事，关起门来是家务事，别掺和。谁要是多管闲事，那就是自找麻烦。于是，每次对面传来刘梅的惨叫和肉体撞击声，邻居们要不就是默默把自家的电视机音量开大，要不就是把门反锁，假装什么都听不见。

我也怕。我妈总是在对门闹起来的时候，一把将我拉进里屋，捂住我的耳朵，小声念叨：“别看，别听，老老实实做你的作业。赵大勇是个疯子，少招惹他。”

可声音是隔不断的。我经常在半夜被一阵刺耳的“哗啦”声惊醒。

那是镜子碎裂的声音。

赵家那面镜子，几乎每个月都要换一块。有时候是五斗橱上的镜子，有时候是厕所里挂着的小镜子。因为赵大勇只要一发狂，就会抓着刘梅的头发，把她的脑袋当成锤子，狠狠往镜子上砸。

每次碎了之后，隔天就能看见赵大勇黑着脸，手里拿着块新买的镜子，大摇大摆地走过楼道。他甚至还会跟碰面的邻居皮笑肉不笑地打个招呼，仿佛他手里的不是用来折磨人的工具，而是一块普通的面包。

真正出事的那天，是快到腊月的一个冬夜。

那天的风刮得特别邪乎，顺着筒子楼的窗户缝呜呜地叫，像是有无数个冤魂在外面挠玻璃。赵大勇那天晚上在矿上的家属俱乐部赌钱，听说是把半个月的工资全都输光了，还欠了外债。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整个人醉得路都走不稳，一脚把自家的木门踹得“哐当”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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