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方和潘越赶到府衙官舍的时候，苏文远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官舍在府衙西侧，是一排灰砖平房，专供外地调来润州没有家眷的官吏居住。苏文远住最东头那间，门口种着一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树干上绑着晾衣绳，绳上挂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杨方在门口站了片刻，从门缝里往里看了一眼——油灯亮着，桌上摊着账册和笔墨，茶碗里的水已经不冒热气了。椅子空着，椅背上搭着一件外袍。

杨方推门进去，房间里没有人。后窗开着，夜风从窗口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账册哗哗翻页。他走到窗前往外一看，窗外是一条窄巷，巷子尽头通往土地庙方向。窗台上有一个不太清晰的鞋印，脚尖朝外，是翻窗出去时留下的。鞋印不大，和苏文远的脚码吻合。

“人跑了。”杨方把鞋印指给潘越看，“窗台上还有潮气，鞋印边缘没干透，走了不超过两炷香的时间。”

潘越立刻翻窗出去沿着窄巷往土地庙方向追了一段。巷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举着火折子在地面上找了半天，在巷子拐角处找到了半个鞋印——和窗台上的鞋印是同一种纹路，脚尖朝着土地庙的方向。但拐过弯之后就是石板路，鞋印在石板上留不住，踪迹断了。潘越又在附近的几条岔巷里转了一圈，没有任何发现，只好原路返回。

杨方趁潘越追人的工夫把苏文远的房间仔细搜了一遍。床铺底下的箱子里装着换洗衣物和几本旧书，都是《九章算术》和《缉古算经》之类的正经算学着作，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书案的抽屉里放着笔墨纸砚和几份誊抄到一半的府衙公文，内容都是日常的田亩统计和漕运清单，数字工整、格式规范，单看这些公文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杨方在翻到最底层抽屉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封面没有字，用针线装订得很粗糙。翻开之后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字和人名。

这不是官府的账册。官府的账册有固定格式，每页抬头要写年月日和科目，末尾要有誊抄人和核验人的签章。但这本册子没有任何格式，每一页都是一行数字加一个人名，有的名字下面还用小字标注了日期和数额。杨方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七月十一，邢，二十两；七月十三，樊，十五两；七月十七，顾，八两。”后面每一页都是类似的记录，人名不断重复出现——邢、樊、顾、马、温，偶尔还会出现一个“柳”字和“楚”字。日期从今年三月一直记到九月，最近的几笔写在本月初。

“这是高利贷的放贷账本。”潘越从窗外翻回来之后接过册子翻了翻，“苏文远在往外放钱。数目都不大，几两到几十两不等，但频率很高，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笔。借钱的都是同几个人——邢、樊、顾、马、温。这几个姓和他从府衙户房经手的漕运账册上出现的姓氏高度重合。”

“邢是邢护卫，樊多半是驿站那个樊驿官，顾是仵作顾某，马是驿卒马某，温是货郎温某。”杨方把这几个姓在脑子里和已知的玄筹阁成员对了一遍，“苏文远在给玄筹阁的人放贷？”

“不是他在放贷，是他在替别人收债。”潘越把册子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几行字——“九月廿三，收邢五两，尚欠十八两；九月廿四，收樊十两，尚欠九两；九月廿六，收温二两，尚欠三两。”每一笔收款后面都标注了“已转”两个字。已转——转到哪里去？转给谁？苏文远只是个副账房，月俸不过几两银子，他哪来的钱借给这么多人？

杨方的目光落在书案上那几份誊抄到一半的公文上。他拿起最上面那份仔细看了看——是一份润州府衙本月度支汇总表，上面列着府衙各项开支的明细：官吏俸禄、衙役工食、驿站维护、囚粮采买、公堂修缮等等。每一项后面都有一个数字，最后有一个汇总数。杨方把这份公文和苏文远抽屉里找出来的另一份相同月份的度支底稿做了个对比。两份数字在大部分项目上都是一致的，但在驿站维护这一项上差了一百二十两。公文上报的数字是一百五十两，底稿上的原始数字是三十两。

一百二十两的差额，在其他几项开支里被拆散了摊了进去——囚粮采买多了三十两，公堂修缮多了四十两，官吏俸禄多了五十两。每一项都只多了一点点，单独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全部加在一起正好一百二十两，和驿站维护被砍掉的一百二十两对上。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账手法需要所有科目之间的数字精密衔接，不是苏文远一个人能完成的——必须有人在每个科目的核验环节帮他放行。而那份从码头武库搜出来的田亩存根已经证明了这个放行的人就是周墨。

苏文远不是在外放高利贷，他是在替玄筹阁管账。那本巴掌大的册子上记录的每一笔借款都是玄筹阁用来控制基层执行者的绳索——邢护卫欠了十八两，樊驿官欠了九两，顾仵作欠了十几两，马驿卒和温货郎也都欠着数目不等的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职位不高但位置关键——一个人控制刺史的安全，一个人控制驿站的调度，一个人控制尸检文书，一个人控制公文的收发，一个人控制街面信息传递。玄筹阁通过苏文远的手把这些关键位置上的人一个个套进了债务陷阱里，让他们为了还债不得不听从组织的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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