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比他想象的小。

勒梅特尔在巴塞尔的夜里、马车的颠簸中、驿站的窄床上，已经在脑中走进过这间法庭很多次。每一次，它都比现实更高、更暗，也更像一座要把人压碎的教堂。

有拱顶，有彩窗，有一排排看不清脸的人，有烛火，有拉丁文回声，有像鲁昂那样冷而庄严的审判席。

实际的法庭是一间中等大小的厅堂。

不在大教堂里，而在一座教会建筑的二楼。石墙没有装饰，南窗开得不大，冬日的光从窗里照进来，在石板地上铺出几块淡白的长方形。

天花板是木梁，低于他想象。没有彩色玻璃，没有高处的圣像，没有那种让人觉得自己一进门就已经被审判的垂直空间。

正因为如此，压力更具体。

三位主教坐在长桌后面。两位教会法专家在侧席。文书坐在角落，羊皮纸已经铺开，墨水瓶放在右手边，笔尖蘸过墨，黑得发亮。

门边站着两个护卫，衣着普通，但站姿太稳，像约兰德的人。两侧长椅上还有几个旁听者，人数不多，彼此之间留着谨慎的距离。

贞德不在。

勒梅特尔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她不在。

他的眼睛几乎不受控制地扫过整个厅堂，寻找那张脸。八年前的脸，或者传闻中如今仍未改变的脸。

他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她，还是害怕看到她。也许两者都有。若她在，他可能一个字也说不稳。若她不在，他又必须独自面对那张空出来的位置。

她不在。

这应当是安排。

法庭可以说，为了避免“被平反者在场影响证人”，她不出席这一日的作证。约兰德一定会喜欢这样的理由。它足够正当，也足够有用。一个人不在场，有时比在场更能保护程序。

勒梅特尔坐到证人的椅子上。

椅子是木头的，没有坐垫，放在主教长桌正对面，距离大约六步。六步不远，足以让他们看清他的眼睛；也不近，足以让他不必感到自己的膝盖碰到了审判桌。

他的手放在膝上。

手心在出汗。

一月的厅堂并不暖，石墙里还留着冷，可汗从掌心深处涌出来，黏住了皮肤。指节疼。昨天夜里他几乎没有睡，清晨握笔时，第一根手指一度僵住，像不愿再替他写任何东西。

他看向长桌。

然后他看见那份抄本。

1431年审判记录的正式抄本。

它摊开放在主审面前，羊皮纸已经泛黄，字迹密密麻麻，拉丁文整齐得几乎没有人的痕迹。勒梅特尔离得太远，看不清每一行写了什么，可他不需要看清。他知道那里面有什么。

日期。

问题。

回答。

指控。

认罪书。

判决。

以及最后的签名。

他的签名。

Frater Johannes Le Maistre。

那个名字像一枚从旧纸里伸出的钩子，隔着六步距离勾住了他。

他记得自己写下它时，羊皮纸比纸更涩，笔尖要用一点力。那个“M”的第一笔比平时更重，因为他当时也在紧张。

可那紧张被藏得很好。藏得好到后来没有人会从签名里看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现在那份记录在主审面前。

而他坐在另一边。

像一个人被迫面对自己留下的另一个人。

“勒梅特尔修士。”

主审开口。

声音不高，却清楚。那是一种长期在法庭上说话的人才有的声音，不需要压迫，就能让每一个角落听见。

“是。”

“你曾在1431年鲁昂审判中担任副宗教裁判官。”

不是问句。

勒梅特尔还是回答。

“是。”

文书的笔开始动。

笔尖在羊皮纸上发出很细的声音，像什么小东西正在啃食一片干叶。

“你当时的职责是什么？”

这是简单问题。事实问题。热身。让法庭确认他确实是那个人，让记录有一个可以站住的起点。

“我被指定为副宗教裁判官，协助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主持审判。”他说，“职责包括出席讯问、参与若干审议，并在最终判决上联署。”

“你联署了最终判决。”

“是。”

这个“是”落下去时，他看见主审的目光停了一瞬。

像在等一个“但是”。

有。

只是还不到时候。

接下来的一段问答都是事实。

审判何时开始。在哪里进行。由谁主持。被告是谁。罪名如何陈述。审判持续多久。认罪书何时签署。最终判决何时执行。

勒梅特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答。

他的声音比他预想更稳。

也许是因为这部分不需要勇气。事实只要求记忆，不要求良心。

一个人可以用非常平静的声音说出一场杀戮的日期、地点、参与者和手续。法庭尤其擅长这一点。它把血放进表格里，把火放进条款里，把人的死放进“判决执行”四个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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