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这是北平最沉痛的一天。

当时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已被日军控制，卢沟桥是平津通往南方的唯一咽喉要道。

当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二十二时四十分左右，日军诡称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严词拒绝。

事实上，那名士兵在二十分钟后已经归队，但日军以此为借口，在七月八日凌晨五时炮轰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

七号夜里，卢沟桥的炮声传到了南锣鼓巷。

那是贾有才第一次在自家门口听到战争的声响；

远远的、沉闷的，像有人在天边捶一面巨大的鼓。

轰隆声一阵接一阵，中间夹杂着密集的枪声，像是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王翠兰吓得一把抱住了身边的贾东平和贾东升，两个孩子从睡梦中惊醒，贾东升睁着懵懂的眼睛问：爹，什么声音？

贾有才拍了拍他的头：没事，睡吧。

但那一夜没有人能真正睡着。

事变的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全城。

报童在巷口来回跑着，嗓子都喊哑了：

号外！号外！卢沟桥打起来了！日军炮轰宛平城！

报纸头版头条印着中共向全国发出的通电：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此后二十一天里，北平城里的人每天都能听见南边的枪炮声。

那声音忽远忽近，有时候听着很远，像是隔了好几座城；

有时候又很近，近得像是就在城墙根底下炸开的。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店铺关了大半，米面铺子前排起了长队，有人天不亮就去排队，排到中午还买不到一袋面。

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

城门洞开，街上不见了中国守军的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队队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扛着枪，踩着皮靴，踏踏踏地走过大街小巷。

南锣鼓巷也安静了。

以前还能听到街坊邻居在院子里说话的声音，如今连说话声都压低了，像是怕隔墙有耳。

日军进入北平后，家家户户被要求挂日本国旗。

贾有才看到巷子口几户人家门口挂起了那种白底红日的布片，在风里飘着，刺目得很。

九十五号院虽然没有挂，但福伯交代了——平日不要大声说话，不要在外面议论时局，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院子里的事。

随时可能有宪兵闯入搜查质问，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是灭顶之灾。

平日的市井生活在压抑中勉强维持。

菜摊上能买到的菜越来越少，米面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

日本人开始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市民拿着良民证才能买到定量的口粮，不够吃，也饿不死，就那么半饱不饱地吊着。

路上随时有日本兵巡逻，腰里别着刺刀，看见不顺眼的人就上去盘问。

九十五号院里的人都不敢出门了。

聋老太太让福伯把米面囤得足足的，够院子里的九口人吃上好几个月。

院门白天也是紧紧关着，贾有才坐在门房里的时间比从前长了许多，有人敲门要先隔着门板问清楚是谁才开。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福伯带着易中海出去收下个月的租金。

聋老太太在四九城有几间商铺和两套四合院，常年租给别人住，每月收租就是院子里的进项。

以往是福伯一个人去收，如今他年纪大了，出门都带着易中海。

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福伯还跟贾有才打了声招呼，说中午回来。

但到了下午，易中海才回来。

贾有才在门房里听到外面有人拍门，拍得很急，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他隔着门板问了一声：

是我，易中海！门外传来易中海的声音，喘着粗气，带着一种压不住的慌张，开门！快开门！

贾有才拉开门闩，门一开，整个人愣住了。

易中海的背上趴着一个人——福伯。

福伯双手搭在易中海肩膀上，整个人软趴趴地贴在他背上，脑袋歪向一侧，脸色灰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嘴角还挂着一道已经干涸的血痕。

他闭着眼，呼吸微弱得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苗，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费尽全身的力气。

易中海的声音哑了。

贾有才把大门重新关上，插好门闩，又把两根粗木杠子顶上。

易中海把福伯背进了西厢房，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

福伯的身体一接触到床铺，整个人就彻底瘫软了下去，呼吸更微弱了。

贾有才快步走到中院，太太！福伯出事了！

聋老太太和容婶正在正房里坐着。

聋老太太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她和容婶快步赶到西厢房，进门就看见福伯躺在床上，脸色灰败，嘴角带血，整个人缩在被褥里，瘦得几乎看不出来还有活气。

易中海跪在床边，低着头，肩膀在微微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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