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十月底的深圳，秋老虎的余威还没完全褪干净，空气里黏糊糊的湿气裹着海风的咸腥，钻进每一扇没关严的窗户里。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空调嗡嗡响着，姚传瑞靠在宽大的皮转椅上，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中华烟，正对着桌上那份总公司发来的传真出神。传真内容很简单，让他立刻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赴北京开会。

他摸了摸下巴上几天没刮的胡茬，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总公司这时候喊人进京，通常没什么小事，可他自己盘算了一遍近期经手的大项目，几笔分包出去的工程款虽然数字大了点，但流程上该签的字都签了，该走的账也平了，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大纰漏。他把传真折起来塞进公文包，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个内线，通知秘书订最近一班飞北京的机票。

当天傍晚，姚传瑞回了趟他在深圳福田区给刘倩买的那套三室两厅。房子不小，装修偏暖色调，客厅沙发上是刘倩从老家带来的手工绣花靠垫，茶几上摆着孩子喝了一半的奶瓶。刘倩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听到门响探出半个身子，一张白净小巧的脸上还沾着点油烟味。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她笑着问，顺手把散落在额前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

姚传瑞没接这话茬，径直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挑了两件换洗衬衫往行李箱里装。刘倩跟进来靠在门框上，眼睛直勾勾盯着他后脑勺，等他开口。房间里一时只有衣架碰撞的轻响和窗外楼下孩童追逐的嬉闹声。

北京那边让过去开个会，姚传瑞头也没回，语气尽量放平淡，快的话两三天，慢的话一周也回来了。

刘倩没追问，走过去蹲在他身边帮他叠衣服，手指在衬衫领口上压得很仔细。他们在一起八年了，早过了那种你侬我侬的阶段，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太多，问多了反而生分。她只在他临出门前，把一盒他自己常吃的胃药塞进包侧兜，说了一句到了打个电话。

姚传瑞嗯了一声，弯腰在婴儿床边看了会儿熟睡的儿子，小孩脸蛋红扑扑的，呼吸均匀绵长。他伸手轻轻碰了碰孩子胖乎乎的手背，直起身走了。

他到达北京的时候是十月底最后两天，北方城市已经褪尽了绿色，街头行道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直愣愣戳着灰蒙蒙的天。总公司的办公大楼他来过很多次，但这一次电梯门打开，走廊里等着他的不是熟悉的同事，而是两张完全陌生的面孔，总公司纪委的工作人员。没等他开口寒暄，对方直接出示了双规决定书，公事公办地带他离开了总公司大楼。

直到坐进那辆黑色轿车的后排，看着窗外渐渐远离的街景，姚传瑞脑子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才算彻底断了。他知道这一天来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车子七拐八拐开进海淀区一条不算热闹的街道，停在齐鲁情宾馆门口。这宾馆外墙刷着米黄色涂料，门脸不大，招牌上的字已经有些褪色，看着普普通通，和他这些年出入的五星级酒店天差地别。

他被安排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标准间。房间大概二十平米，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窗帘拉着，屋里光线有些昏暗。和他印象中那些宽敞明亮的商务套房完全不同，空气里飘着消毒水和廉价空气清新剂混合的味道。门外很快传来铁链碰撞的声响，那是专门加装的一道铁门，从外面上了锁。

日子一下子慢了下来。每天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点有人送早饭，中午十二点午饭，晚上六点半晚饭，其余时间就是在房间里坐着，可以看电视，但不能离开房门半步。看管他的是保安公司派来的几个年轻小伙子，轮班倒，三班制，每个人胸前别着工牌，话不多，态度倒也算客气。

姚传瑞在最初的焦躁过去之后，脑子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转得快。他一辈子在工程行业摸爬滚打，从基层技术员干到分公司老总，大风大浪见过不少，哪次不是靠着咬牙硬撑和灵活变通过来的？现在虽然被关在这儿，可他心里清楚，只要人还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他想起前几年新闻里好几个贪官成功潜逃出境，在国外活得逍遥自在，引渡程序拖了几年都推进不下去。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他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每一个进出他房间的人。送饭的、打扫卫生的、轮班换岗的，每个人的年龄、口音、行为习惯他都暗暗记在心里。很快他注意到一个叫李小雷的保安。这孩子看着面嫩，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端饭递水的时候手指头都在微微发抖，跟另外几个老兵油子相比，明显底气不足。

某天下午，李小雷独自来给他换暖水瓶。姚传瑞靠在床头，忽然开口：小兄弟，今年多大了？

李小雷愣了一下，手里的暖水瓶差点没拿稳，支支吾吾答：十、十七了。

十七，姚传瑞点点头，语气像一个和蔼的长辈在拉家常，这个年纪应该在念书啊，怎么跑出来干保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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