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过后的第七天,阿勒河上的浮桥残骸终于被冲干净了。几截卡在芦苇丛里的木筏被格哈德带人拖上岸,劈了当柴烧,烟柱在北岸炮位后面冒了半日,像是一场迟来的祭奠。河面恢复了往常的宽度,水流平稳,只有偶尔漂过来的一两块碎布片,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杨安远是在码头上洗药材的时候看见那条船的。
船很小,比盛京最轻的渔船还要破,船板上补着三四块颜色不一的木板,像是穿了打满补丁的乞丐衣裳。船头坐着一个老人,披着一件焦黑的修士袍,袍子的下摆已经被火烧去了大半,露出里面蜡黄的粗布衬里。他手里握着一根弯曲的橡木棍,既是拐杖也是船篙,正一点一点地把船往码头边上撑。船尾还有三个人,都穿着同样的灰褐色修士袍,年纪很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他们不是在撑船,是在舀水——船底漏得厉害,三个人轮流用一只缺了口的陶碗往外舀,舀出来的水带着褐色的泥浆,里面还混着几粒麦子。
杨安远把手里的药材放进竹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上去。他认出了那个老修士的侧脸——虽然瘦了,虽然胡子被火烧去了半边,但那对深陷的眼窝和鹰钩鼻子,他在三年前去过克吕尼修道院的时候见过。那时这个老人还胖一些,坐在修道院的回廊底下晒太阳,手里捧着一本厚重的羊皮纸书,用一根铜制的指针一行一行地划着字读。
“本笃修士?”杨安远站在码头边,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
老人抬起头来。他的左眼被一层白翳蒙着,右眼倒是清亮的,但那里面布满血丝,像是很久没有睡过整觉。他盯着杨安远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辨认,又似乎在回忆。然后,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手里的橡木棍松了,当啷一声掉在船板上。
“杨……杨家的年轻先生?”本笃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朽木,“上帝保佑,真的是您?”
“是我。三年前,我在克吕尼跟您学过辨认土壤。”杨安远蹲下身,伸手扶住船舷,不让它继续撞向码头的木桩,“修士,您的修道院……”
“烧了。”本笃只说了这一个字,然后就不说话了。他身后的三个年轻修士也停下了舀水的动作,六只眼睛空洞地看着码头上的石板路,像是四个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游魂。
克吕尼修道院地处勃艮第与洛林之间的走廊上,正是洛泰尔的东路军与日耳曼人路易的北路军反复拉锯的地带。杨安远一个月前就从南线回来的商人嘴里听说过那边的情况——军队过境如蝗虫,修道院的粮仓被征了,牲口被杀了,修士们被赶走,最后连石头房子都被付之一炬,因为双方谁也不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可以驻军取暖的地方。
杨安远回头喊了一声:“老乔治!叫人来,搬东西,接人上岸!”
老乔治从码头仓库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船上的情形,没多问,转身就叫了两个庄户过来。一个庄户跳上船,背起本笃修士,另一个接过年轻修士递上来的行李——只有四口箱子,两口大的用皮带捆着,一口小的上了锁,还有一口已经裂了缝,露出里面一卷卷的羊皮纸。
“就这些?”杨安远问。
“就这些了。”本笃趴在庄户的背上,气若游丝,“大图书馆……烧了。院长命令我们……把能抄的再抄一份,随身带出来。我们四个人,背了四天三夜,翻了两座山,过了三条河……到了美因茨地界,听说这边……这边还有一条能走的河。”
“种子呢?”杨安远注意到船板角落里堆着的十几个麻袋。
“带了。十二袋。院长说……书是死的,种子是活的。书可以烧,种子必须活。”
本笃被背进主仓旁边的一间空屋里——这是以前造纸坊的一个仓库,现在腾出来给伤病员用。三个年轻修士也跟着进去。杨安远让人打来热水,又取了干净的衣服和绷带。本笃的左脚踝肿得像馒头,是翻山时崴的,已经发炎了,皮肤发烫,红得像煮熟的虾。杨安远用金针刺破脓肿,放出里面的黑血,然后用盐水清洗,敷上金疮药,用布条紧紧缠住。
“骨头没断,筋伤了。静养半个月,不要下地。”杨安远一边包扎一边说,“另外,您的左眼是白内障,已经熟透了,我没有办法治。右眼还好,但 fatigue……疲累过度,需要歇着。”
三个年轻修士里,最高大的那个叫马可,是修道院的抄写员,手指细长,指节粗大,是常年握鹅毛笔磨出来的。另外两个,一个叫保罗,一个叫约翰内斯,都是克吕尼修道院的园丁,负责照料修道院的田产和药圃。他们身上的伤不重,主要是饥饿和惊吓——四天三夜里,他们只吃了两顿,一顿是生麦子,一顿是在河边挖的野荸荠。
杨保禄半个时辰后到了。他走进屋子,看了看躺在草席上的本笃,又看了看角落里堆着的四口箱子和十二袋种子,没说话,只是伸手打开了其中一口大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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