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阿勒河上的风先变了。白昼还是溽热的，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后背的汗就能把粗布衫子湿透，但一到黄昏，河面上就开始飘过来一丝一丝的凉气，像是从地底深处渗出来的。榆树叶子最先察觉，边缘微微卷起，颜色从深绿转成暗绿，风一吹，就往下掉，在石板路上铺成一层薄薄的、踩上去沙沙作响的毯子。

杨保禄站在主仓门口，看着老格雷戈里带着两个半大孩子往田里走。他们扛着木耙和草绳，要去给最后一块秋麦地翻茬。老格雷戈里的腰弯得比去年更厉害了，像是一张被岁月压弯的弓，但手里的木耙还是稳的，每一落都扎实地刨进土里，翻出来的土块带着潮润的黑气，里面缠着几缕金黄的麦根。

“东家，”老格雷戈里走到近前，把木耙往地上一戳，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北坡那三亩豆子，我估摸着明后日就能收。豆荚裂了口，再晾两天，籽粒就崩出来了。”

杨保禄点点头，“收了之后，别急着脱粒。连秸秆带豆荚码在南墙根底下，让太阳晒透，后日我安排人打。”

“人手够吗？”老格雷戈里往城头方向努了努嘴，“防务上抽调的人，田里少了五六个壮劳力。”

“够。”杨保禄说，“妇人顶上来，半大孩子也顶上来。田里的活不等人，防务也不能松。轮着来。”

这是战后定下的规矩。盛京的壮丁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拿兵器，一拨拿农具，每旬轮换。上旬拿兵器的，下旬就拿锄头。拿兵器的时候白天操练、夜里巡城，拿锄头的时候日出下田、日落收工，两不耽误。但这样一来，田里的劳力总是缺，尤其是抢收的季节，麦子熟得快，豆子裂荚更快，晚一日，籽粒就落进土里，白忙一场。

格哈德的妻子，一个脸膛黝黑、手臂粗壮的妇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进了纺车机房。

她叫伊尔莎，娘家在阿勒河下游的渔村里，从小就会织网，手指灵活得像水里的鳗鱼。嫁给格哈德二十年，她生养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远瞳小队里当弩手，小女儿才八岁，最小的儿子前年得了热病，没扛过去，埋在城南的坡地上。伊尔莎很少进城，她在城外有自己的菜园子和鸡舍，平日里给防务岗上的士兵缝补衣裳、腌咸菜，偶尔也帮人接生。

杨定军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蹲在菜园子里拔萝卜，围裙兜里装满了紫皮白心的萝卜，准备腌一缸过冬。

“伊尔莎婶子，”杨定军站在篱笆外面，没进去，“纺车机房缺人手。我看过您织的网，经纬规矩，比城里有些妇人还匀整。想请您去帮半个月，工钱按壮劳力的算，日结麦子和豆子。”

伊尔莎把萝卜往围裙里又塞了两个，站起身。她比格哈德还高半寸，肩膀宽阔，站起来像一扇门板。“纺车？那东西我没摸过。”

“不难。十六锭纺车是自动的，水轮带着转，您只管接线头、换梭芯、看断纱。有老手教，三天就能上手。”杨定军顿了顿，“而且……格哈德叔说，您眼神好，夜里都能穿针。”

伊尔莎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半角的门牙——那是年轻时在渔村里打架被一个醉汉打掉的。“他倒是记得。成，我去。菜园子让隔壁老海因里希家的媳妇看着，鸡我赶进栅栏里，饿两天死不了。”

第二天，伊尔莎就出现在了纺车机房里。她穿着一件格哈德从远瞳仓库里翻出来的旧皮甲内衬——没有甲片，就是一层厚实的粗布，耐磨——坐在第十六号纺车的矮凳上，身边是两个城里来的妇人，一个是老乔治的儿媳妇，一个是码头管事托马斯的妻子。

十六锭纺车嗡嗡地转着，水轮的动力通过皮带传到主轴，主轴又带动十六个锭子同时旋转，纱线从棉条里抽出，在锭子上缠绕成整齐的筒管。机房里的温度比外面高，水汽和棉絮混在一起，在空中飘成一层薄薄的雾，阳光从高窗里斜射进来，把雾照成一道道金柱。

伊尔莎学得快。第一天，她只会接线头，把两根断了的纱线用手指捻在一起，再蘸一点米浆粘牢。第二天，她能换梭芯了——把绕满纱线的木芯从梭子里抽出来，插进新的空芯，动作麻利得让教她的老妇人都点头。第三天，她开始看断纱了，眼睛盯着十六根同时抽动的纱线，哪一根颤了一下，她就知道快断了，提前伸手接住，不让纱线缠进锭子里。

“伊尔莎，你这眼睛是鹰眼睛啊。”老乔治的儿媳妇一边绕线一边说，“我在这机房干了三年，还没你三天接得稳。”

“钓鱼织网练出来的。”伊尔莎搓了搓手上的棉絮，“河里的鱼线比这个细多了，风一吹就颤，不盯着看，鱼跑了都不知道。”

产量只比男工时低一成。杨定军核过账，男工一班八个时辰能出纱锭二十四筒，伊尔莎她们三个妇人加两个半大丫头，一班能出二十一筒。差了三筒，但省下来的壮劳力可以去田里割麦子，或者上防务岗替班。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