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的风已经带了霜气。清晨，杨宁推开玻璃坊的门时，一股暖烘烘的气流扑面而来，和外面的寒气撞在一起，在她睫毛上凝了一层细白的水雾。她站在门口顿了顿，等眼睛适应了屋里昏暗的光线，才迈步进去。

熔炉在屋子正中央，像一头蹲伏的巨兽，炉膛里的炭火昨夜没有全熄，只封了风口，此刻扒开一层灰，底下的余烬还泛着暗红色的光。杨宁蹲下身，从料筐里挑了两块干木炭，轻轻塞进炉膛，又用小扇子慢慢扇了几下。火苗舔上来，由暗红转橙黄，再转白，她才停了手。

“来得早。”彼得的声音从阴影里传出来。

杨宁回头。彼得坐在他那把旧木椅上，位置靠窗，但窗纸糊得厚，透进来的光不多。他今年五十三了，从米兰来到盛京已经十二年。十二年前他是个精壮的中年人，能徒手端起一整锅玻璃液在工坊里走。如今他的背驼得厉害，像一张拉弯了的弓，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指关节粗大变形，皮肤上有几块深褐色的斑——那是长年接触铜料和铅粉留下的印记。最让杨宁心疼的是他的手抖。不干活的时候还好，一拿起铁钎或者吹管，手就开始颤，像秋风里的枯叶。

“师傅，今天试第三代第七炉。”杨宁把围裙系紧，袖口卷到手肘，“您坐着看，我来。”

彼得没争。他知道自己争也没用。上个月他试着挑了一勺玻璃液，手一抖，液滴溅在脚边，烧穿了他那双旧皮靴的鞋尖，幸好他退得快，只烫掉了两层皮。从那之后，杨定军就下了死令：彼得不准再碰熔炉，不准再挑液，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但彼得的眼睛还是毒的。他虽然老花，隔着几步远看不清账册上的小字，但看火的颜色，他比谁都准。玻璃液在炉膛里烧到什么温度，他只要往观察口里瞄一眼，看火苗舔舐液面的光泽，就能估到不差十度。

“先升温。”彼得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朽木，“铜料要后放，等基底料完全熔匀了再掺。你前几次失败，都是铜料下去太早，沉了底，搅不开，出来颜色发乌。”

杨宁嗯了一声。她先把石英砂、草木灰和铅丹按比例配好，倒进一只预热过的陶坩埚里，用一根长柄铁勺慢慢搅动。这是基础料，得烧透了，不能有气泡，不能有结石。她把坩埚推进炉膛深处，关上炉门，只留下观察口透气。

等待的时间里，她把今天要用的铜料准备好了。铜料不是纯铜，是铜屑和炭粉的混合物，用少量水调成糊状，装在一只小陶碗里。铜系琥珀色玻璃的秘诀全在这碗料里——铜多了发红，像生锈的铁；铜少了发黄，像陈年的尿；要想调出那种透亮的、温暖的、像深秋夕阳一样的琥珀色，铜料的分量要精确到钱。

杨宁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本子是父亲杨定军用废账册裁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她这一年多的试验记录。第一代配方，铜料三钱，锡一钱，出来颜色偏红，透光差；第二代，铜料减到二钱五分，锡不变，加了半分铅，颜色对了，但批次不稳定，同一炉里出来的玻璃，有的深有的浅；现在是第三代，她打算把锡提到一钱二分，铅减到三分，铜料维持二钱五分，另外加一味新东西——彼得从米兰老家带来的秘方，一点点氧化铁，用来稳定色基。

“师傅，氧化铁的量，您看多少合适？”杨宁举起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着红褐色的粉末。

彼得眯起眼睛，伸出三根手指：“三厘。不能多。多了发绿，和铜色打架。”

杨宁用一把小铜匙挑了几乎看不见的一点氧化铁，放在掌心掂了掂，确认分量对，才和铜料糊拌在一起。她的动作很慢，很稳，每一步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一个时辰后，基底料熔匀了。杨宁打开炉门，火光扑面，烤得她额前的碎发都卷了起来。她用铁钎挑开液面上一层薄薄的渣衣，下面的玻璃液清亮透明，像一汪融化的冰。她把铜料糊沿着坩埚壁缓缓滑进去，然后用铁钎快速搅动。铜料遇热，发出嘶的一声轻响，液面立刻泛起一层淡淡的绿光——这是铜离子在高温下的本色，不要紧，关键是退火后的颜色。

“搅匀，别停。”彼得在椅子上直起腰，脖子伸得老长，“三十下，顺着一个方向。”

杨宁数着，一下，两下……铁钎在黏稠的液面下画着圆圈，铜料渐渐散开，那层绿光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润的黄，像蜜糖化在水里。三十下搅完，她抽出铁钎，钎尖带起一滴玻璃液，在空中拉出一条晶亮的丝，然后她手腕一抖，液滴落回坩埚，没有溅起半点火星。

“颜色对了。”彼得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现在看火。保持这个温度，半刻钟，让铜完全吃进去。”

杨宁把坩埚又往炉膛深处推了推，调整风门，让火苗维持在一种稳定的、几乎听不见呼呼声的状态。这是最难的环节——火太旺，铜料挥发，颜色又浅了；火太弱，玻璃液变稠，铜料沉底，出来发乌。她搬了个小凳坐在炉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观察口里的火苗颜色。从橙黄到金黄，从金黄到白炽，每一个色阶都对应着不同的温度，而这些色阶全在她脑子里，是彼得十二年言传身教刻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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