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城，政务院顶层办公室，新历19年7月23日，清晨六时。

雨雾落在窗玻璃上不流，只在表面蒙一层水膜，把远处的街灯和炊烟模糊成灰蒙蒙的晕。雷诺伊尔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份刚送来的文件，封面印着国防部的红章——印油还没干透，他拇指按上去时沾了一小片红，那一小片印油在指腹上干燥的速度极快，几秒就从湿滑变成了一层薄薄的硬壳。他用拇指和食指搓了一下，那层壳碎成极细的红粉，落在桌面上。

他翻到第一页。猎犬小队四人，全员阵亡。伯雷茨、内马科、沃克、期特凡。他看到这四个名字并排印在纸上的时候，喉结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一口忽然变干的东西，但那口干燥从喉咙滑下去，没有缓解任何东西。第二页是德尔文的笔迹，字硬得像刀刻的。他把文件合上，把指腹上残余的红粉抹掉，但那层颗粒感还留在指纹缝里。

桌上还有一封信，从北社国际学院转来的手写信，叠了四折，外面用铅笔写了“雷诺伊尔同志收”。信上三行字：“我学了新字。学会了写‘谢谢’。还有‘兄弟’。还有‘一起’。”下面画了一幅画——两个人拉着手站在一棵挂满红果子的树下。树旁边写了“活”，划掉，重新写了一个“家”。他把信纸放在桌面上，用拇指在那个“家”字的笔画凹痕上按了一下，像在确认这个字是真实的、能摸到的。然后他拉开右手边第二个抽屉——任东作业本的复印件。红叉下面抄着生字：家、走、等、回。那个“回”字，外框很大，里面的口缩在角落。他把复印件放在东非孩子的信旁边，两张纸并排放着。

方远志推门进来，抱着北社回函。他看到桌上的两张纸，脚步慢了一拍。他走到桌前，把回函放在桌角。“那个孩子——去年在北社国际学院坐了三个月。老师让他写字，他画树。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先画树。树活了，人才有地方坐。”雷诺伊尔没说话。方远志看着那张画：“他爸爸以前每年秋天爬树摘果子。树被烧了之后，他画了一整个冬天。树上永远挂着红的。”方远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在回函封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三下，停，两下，停，一下。然后停了。雷诺伊尔把两张纸叠在一起，放在桌面右侧。“任东没有画过树。他写了一个‘回’字。”方远志点了点头。一个画树，一个写“回”。同一个意思。雷诺伊尔站起来，在补充议定书末页签名。笔杆压着虎口那块硬痂，钝痛从虎口传到掌心，他让那道钝痛继续压着，签完了名字。方远志把回函摞好：“全部回复。没有拒绝。”雷诺伊尔把叠好的两张纸放回桌面。“文件夹的名字叫‘回’。”他说话的时候声带底部有一层极轻微的沙哑，像是喉咙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一节一节地松开。

然后方远志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短，像是从某一摞文件的最底部抽出来的一张纸。“主理任席。期晓梅——期特凡的妹妹——昨天下午到了圣辉城。她没有通知任何人。坐了一天的长途班车，从东川到军港外围转运站，再从转运站步行穿过封锁墙外围的检查哨。她今早六点到了政务院大门外，说要见‘给哥哥的抚恤金签字的人’。值班室把她安排在了三楼的接待室。她已经等了一个小时。”雷诺伊尔把笔放回笔架。他没有说话。窗外，雨雾正在变薄，云层缝隙里有光透进来。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虎口，硬痂还在，压在虎口内侧，像一小块被磨亮的硬皮。“她说了要什么？”他说。方远志说：“她只要一双手套。她说她哥哥是开运输车的，冬天手冷，她给他织了一副手套，还没寄出去。她想知道他最后一程走的时候，手是凉的还是热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念一份无关的文件。但他念完之后站在原地没有走开，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屈，指尖朝下，像两把刚刚松开的东西。

雷诺伊尔站起来。他从椅背上拿起外套，没有穿，只是搭在手臂上。“带我去见她。”

政务院三楼，临时接待室，清晨六时二十分。接待室很小，只放得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没有挂画，只有一面白墙和墙上一道从天花板延伸到墙角的细裂纹。窗户朝东，阳光从雨雾的缝隙里照进来，在桌面上落下一道斜斜的淡金色光带。期晓梅坐在桌子靠墙那一侧。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边角微微卷起。手搁在桌面上，掌心朝下——两根手指的指节上有极细的针眼，像是被反复刺入又拔出的痕迹，那是纺织厂女工缝纫时被针扎出的印记，有些已经愈合了，有些还泛着淡红色。她的脸型和期特凡很像——圆脸，颧骨不高，下巴有点双——但要瘦得多，眼窝下方有一层淡青色的阴影，像是很多天没有睡够。她的眼睛是浅棕色的，眼白里有几道极细的血丝，从眼角延伸到瞳孔边缘，像细密的叶脉。她没有哭。她只是坐在那里，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指节朝下，指尖的针眼在晨光中微微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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