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城，新历18年1月15日，上午八时。

天是灰的。不是那种要下雨的灰，是那种压了很久、压到喘不过气、却一滴雨也挤不出来的灰。云层很低，低到像是踮起脚尖就能摸到。风从北边吹过来，不大，但很硬，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圣辉城最高法院门口的那面旗在风里飘着，红底，金星，被灰天衬得刺眼。

法院是灰色的。灰色的墙，灰色的台阶，灰色的柱子。柱子很粗，很高，上面刻着字。字是红的，刻得很深——“公平正义”。四个字。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它们站在那里，看着每一个从台阶上走上去的人，看着每一个从台阶上走下来的人，看着那些站着的人，看着那些跪着的人。它们看了很多年了，还会看很多年。

法院周围站满了人。不是法院让他们来的，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从工厂来，从田间来，从码头来，从那些被炸毁又被重建的街道上来。有人天没亮就来了，有人昨晚就来了，有人走了几十里路来的。他们穿着褪色的工装，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穿着打补丁的棉袄。他们的脸很黑，手很糙，眼睛里有血丝。他们不说话，只是站着。站在警戒线外面，站在风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老马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工装上还有机油渍，洗了很多次也没洗掉。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存折。存折是旧的，边角磨毛了，折痕处裂了一道口子，被他用透明胶带粘上了。存折上写着他的名字，存入金额: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攥得很紧，指节泛白。他旁边站着老李，手里也攥着一张存折。老李的存折比他的新，边角还很整齐，但也被攥出了褶子。

“你说，她会被判什么？”老李问。声音沙哑，像砂纸擦过铁皮。

老马没有说话。他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看了很久。“不知道。判什么，不是我们说了算。是法说了算。法说判什么，就判什么。”

“法会不会饶了她？”

老马转过头，看着老李。老李的眼睛很浑浊，眼白泛黄，眼角有眵目糊。他看了很久。“法不会饶人。法只会判人。判了，就定了。定了，就不能改。改了，就不是法了。不是法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他停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老李没有说话。他把存折揣回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存折是凉的，他的胸口是温的。

上午八时三十分，法院大门开了。不是一下子全开，是慢慢地开，像是有人在门后犹豫了一下。门轴发出沉闷的声响，像一声很长的叹息。人们开始往里走，不挤，不抢，一个接一个，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他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沉，像是鞋底粘了什么东西。

法庭很大。天花板很高，灯是白的，白光从上面浇下来，照在每一个人脸上。旁听席能坐三百人，坐了不止三百人。过道里站满了人，墙角里蹲着人，门口还挤着进不来的人。法警站在两侧，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腰间别着警棍，面无表情。

审判席在最前面。审判长姓贺，叫贺正明。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不是染不起，是不想染。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厚，边缘泛着青光。他坐在审判席正中间，面前放着厚厚一摞案卷。案卷是牛皮纸封面的，边角磨毛了，里面夹着各种材料——讯问笔录、银行流水、证人证言、检举信、悔过书。他看了很多遍了，每一页都看，每一个字都看。今天他还要再看一遍。

审判席两侧是陪审员，一共四个。两个男，两个女。都是普通人，从各行各业抽选出来的。有工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农民。他们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表情很严肃。他们不是专业的，但他们知道今天要审的是什么人，要判的是什么罪。

公诉人席在左侧。公诉人姓刘，叫刘建民。四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制服，领口系得很紧。他的面前也放着一摞材料，比审判长的还厚。他准备了很久，准备了三个月。每一个证据都对过，每一个数字都算过，每一个证人他都见过。他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铁案，就是翻不了的案。翻不了，才能让那些等着看结果的人安心。安心了，才能相信法。相信法了，才不会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了，就乱了。乱了，那些死了的人就白死了。不能让他们白死。

辩护席在右侧。辩护人姓陈，叫陈思远。三十多岁，头发很长，扎在脑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是法院指定的辩护人。章知好没有请律师，她请不起，也不想请。她说，做了就是做了，辩什么？不辩了。但法院还是给她指定了一个。法要有程序，程序不能少。少了，就不是法了。

被告席在正中间，面对审判席。被告席是木头的，很旧，漆面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栏杆上有一道道抓痕，是以前站在这里的人抓的。他们抓着栏杆，指甲陷进木头里，留下这些痕迹。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喊了，有的人一句话也不说。章知好还没有进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