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健从大三巴街回来的时候，已经临近正午了。

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照得青石板路面发烫。

他没走原路，在街巷间绕了两圈，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才拐进灰楼所在的巷子。

李妞在窗口看见了便提前开了门。

“小健哥，梁老师那边怎么说？”她一边挪开顶门的桌子一边问马小健。

马小健在床边坐下，把青虹剑靠在床头：“他们人手不多，但各条线上都有人，码头、医院、洋行——”

他顿了顿：“还有一条线，比这些都重要。”

“什么线？”宋春琳从窗边转过身来。

“葡警内部。”马小健从怀里掏出那张叠好的纸，展开。

上面是梁鸿达后来补写的一行字，字迹比前面的更潦草，像是匆忙间加上去的——“治安警察局，施利华，葡人，副局长。”

李妞凑过来看了一眼，皱了皱眉：“葡萄牙人？能信吗？”

“梁老师说，施利华在澳门待了二十年，不是所有葡人都站在日军那边。”马小健把纸折好，重新揣进怀里，“他手上有一份名单，雷昌盛每个月给哪些人送钱，送了多少钱，他一清二楚。”

“雷昌盛知道吗？”

“不知道。”马小健说，“施利华在局里不显山露水，雷昌盛打点的是局长，不是他。”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宋春琳靠在墙上，抱着膝盖，像是在想什么。

“小健哥。”她忽然开口，“如果我们找这个施利华，会不会暴露？”

马小健没有立刻回答。

这也是他担心的。

雷昌盛在澳门的势力不只是他手底下那几十号人，而是他打通的关系网。

葡警、日军、本地帮会，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他罩在中间，动他一根手指，整张网都会收拢。

但梁鸿达今天说了另一句话，雷昌盛的网不是铁板一块，网眼很大，总有人不在他的线上。

施利华就是那个不在他线上的人。

“我先去见一面。”马小健说，“不带剑，不带刀，就当是个普通的过路人。”

他没让李妞和宋春琳跟着。

治安警察局在议事亭前地附近，是一栋两层楼的葡式建筑，外墙刷成米黄色，门窗是墨绿色的，门口立着两根罗马柱，柱面被海风剥蚀得斑驳。

楼顶插着葡萄牙国旗，在午后的微风里懒洋洋地飘着。

马小健站在街对面，把帽子往下按了按，像路过的人在等人。

他没有直接进去。

梁鸿达给了一个地址，不是警察局，是施利华的家。

在水坑尾巷，离警察局不远，一栋不起眼的灰楼，比他们住的那栋还旧。

马小健按照纸上画的路，七拐八拐，找到了那条巷子。

水坑尾巷比大三巴后面的巷子窄一半，两边的墙长满了青苔，墙根底下淌着污水。

巷子里堆着几辆废弃的黄包车，车篷烂了大半，露出里面发黑的铁架。

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确认没有人跟着，才往里走。

施利华住的那栋楼在一棵老榕树后面，门牌被藤蔓遮住了大半。

马小健抬手敲门，不重不轻，敲了三下。

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葡萄牙人，身材不高，微胖，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他看着马小健，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没有说话。

“施利华先生？”马小健用中文问。

施利华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侧身让开一条缝。

马小健闪身进去。

屋子不大，客厅里的沙发磨得发亮，茶几上堆着几份葡文报纸，墙角有一个老式留声机，唱片还搁在上面。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条纹。

施利华把咖啡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梁先生让你来的？”他的中文算不上好，但够用了。

马小健没有回答，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茶几上，然后推了过去。

那是梁鸿达亲笔写的。

施利华拿起纸条，看了一眼，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打着，把纸条点着了。

火苗蹿起来，在他指尖跳了跳，他把剩下的一角扔进烟灰缸里，看着它烧成灰。

“雷昌盛的事，我知道一些，但不多。”施利华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你想问什么？”

“雷昌盛在澳门做生意，葡政府是什么态度？”

施利华放下咖啡杯，看着马小健，目光比刚才沉了一些。

“政府的态度，和警察的态度，不是一回事。”

马小健听懂了。

政府对雷昌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的生意养活了半个澳门的码头工人和商铺，给政府交了税，帮政府维持了这座城市的运转。

但警察局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你为什么要帮我们？”马小健问。

施利华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百叶窗拨开一条缝，望着外面那条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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