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曦把车停在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白鹤村比她想象中更小，灰瓦白墙的老屋沿着山坡散落，像一群被随意摆放在山坡上的旧积木。一条灰白色的土路从村口延伸进去，路边的野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风从山谷里灌过来，草叶刷刷地响，像是很多人在同时说话。她熄了火，坐在驾驶座上，手掌贴着方向盘，指节微微发白。她没有立刻下车，只是看着前方那一排低矮的屋顶在暮色中逐渐变暗，边缘的轮廓被最后一抹天光镀上了一层暗红色的边。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一下一下地响，每一下都很重，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她的身体里缓慢地敲击着那层薄薄的胸骨。她攥着方向盘，指节发白。她知道她应该转身离开这里，回到省城，回到那个已经被卖掉房子之后无法称之为家的出租屋，回到那些催债电话不会再打来的日子。她应该忘记父亲失踪这件事，忘记那些深夜响起的电话铃声，忘记母亲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反复说的那句“他还不上钱，他们说要找你”。可她还是没有动。

父亲失踪已经三个月了。失踪之前他在省城的赌场里欠了一大笔债，数目她没敢细问，只知道母亲卖了房子还了一部分之后还有将近半数的缺口。那些债主不止一次上门催债，从言语威胁到堵锁眼、泼油漆，最后一次走之前撂下一句话——“要是再还不上，就让你女儿来还。”母亲打电话告诉她的时候声音都在抖，电话那头她听到的仿佛不只是恐惧，还有一丝她不敢深想的犹豫。她辞了工作，退了出租屋，沿着父亲最后留下的线索一路找到了这里。有人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白鹤村附近，有人说他在后山那间废弃的赌场里待过一阵，后来又不见了。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没有报警记录。他就像一滴水被倒进了沙地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她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走，路两边的老屋大多关着门，窗子黑洞洞的，有些屋顶已经塌了，露出灰白色的木梁。她走了二十多分钟，在路尽头看见了一栋灰色的建筑。那是一栋三层老楼，外墙贴着米黄色的瓷砖，大部分已经脱落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窗户全部用木板钉死了，木板边缘被风雨侵蚀得发白。她站在楼下仰头看，看见二楼有一扇窗户的木板裂了一道缝，隐约透出一线微弱的光。她盯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那线光没有移动，也没有熄灭。她不知道那光是什么，是月光从缝隙里漏进去的反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她在那栋楼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沿着来路走了回去。她没有上楼，没有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没有走进那条她不知道会通向哪里的走廊。她只是把那线光的形状记在了脑子里，弯弯曲曲的，像是一条正在缓慢流动的细线。那天夜里她在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放下行李以后在房间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像有一只手正在缓慢地拧暗整个房间的灯。她没有开灯，就那样坐在黑暗中，脑子里反复浮现那线光。她想起那扇窗户的位置，想起那道裂缝的形状，想起那线光的颜色——不是白色，不是黄色，是一种偏暗的暖色，像是隔着很厚的什么东西透出来的余温。她想把它归因于月光、路灯、反光，可她心里知道那都不是。那种光她见过一次，在父亲的手机相册里，那张他在某个夜晚拍下的窗户照片，裂缝的形状和那晚她看到的一模一样。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记得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窗外有鸟叫声，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村委会。村委办公室在一栋灰白色的平房里，门敞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喝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她说明来意，男人沉默了一会儿，放下搪瓷缸子，问她知不知道那栋楼是做什么的。她说知道，以前是个赌场，后来关了。男人说那栋楼关了十几年了，里面的东西早就搬空了。她又问他有没有见过她父亲，男人想了想，说这几个月来打听那栋楼的人不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来找人的。他又看了看她，说你是他女儿吧。她点了点头。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间赌场关之前，最后一晚有一个女人死在了里面，死在二楼的里。那些人走的时候把她留在了那里。从那以后那栋楼就一直空着，没人愿意再踏进去。

婉曦问他那个女人是谁。男人说是个外地来的，名字没人记得了，只知道她长得很好看，穿一件暗红色的风衣，在赌场里待了三天三夜，输光了带来的所有钱。赌场的人把她关进了二楼那间，让她打电话给家里人筹钱。她打了，可没有人接。后来她就在那间房里死了。第二天早上赌场的人打开那扇门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凉透了，脸上还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痛苦，是一双始终望向门口的眼睛。赌场的人把她用床单裹了，连夜运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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