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欣是在长途车颠簸了四个小时之后，在白鹤村路口下车的。她从省城出发，沿途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田野，又从田野变成一片灰白色的、不断向远方延展的平地。她提着行李箱站在路边，风从田野那边灌过来，带着一股干燥的、混着草料和泥土的气味。她站了一会儿，给养殖场打了电话，等了大约十分钟，一辆灰白色的皮卡车从土路尽头开过来，停在她面前。开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高瘦，戴着一顶旧草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下车帮她拎行李箱，动作很快，像是赶时间。她说了声谢谢，他点了点头，下巴朝车厢方向抬了抬，示意她上车。

养殖场建在一片灰白色的平地上，占地将近一百亩，六排牛舍沿着南北方向排列，灰白色的铁皮屋顶在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靠南是一栋两层办公楼，贴着白色瓷砖，楼前的空地上停着一辆蓝色的运料车和一辆三轮摩托车。办公楼后面是饲料库房和挤奶厅，挤奶厅的屋顶比牛舍高出一截，排风扇在屋顶上缓慢地转动着。养殖场的规模在当地不算小，每年向乳业公司供应的鲜奶量在周边几个养殖场里排在前列。她住在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后排的牛舍，从窗边望出去能看见那些黑白花的奶牛正低着头在食槽前慢慢地咀嚼着，耳朵上的黄色耳标在阳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

她是省农学院大三的学生，暑期实习分配到了这里。学校安排的实习期总共八周，导师告诉她这个养殖场的生产记录做得很完整，数据可以用来做课程论文。她每天的工作是记录产奶量、采食量、体况评分，定期抽检奶样，把数据录入电脑，整理成表格。这些活不重，但琐碎，需要耐心。养殖场的老板姓何，五十岁上下，很少露面，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楼一楼的办公室里，门总是关着，偶尔从门缝里透出电话铃声和低沉的说话声。养殖场的日常管理由一个叫周师傅的老工人负责，在养殖场干了快二十年，中等身材，肩背微微驼着，干活的时候话不多，走路的时候步伐很稳，像是已经在那些牛舍之间的通道上走过很多遍。

赵晨欣在养殖场待了不到三周，和周师傅接触得最多，他教她认每头牛耳标上的编号，前两位是出生年份，后面是流水号。她记住了一些编号的规律——某年出生的牛集中在哪一段，哪一段之后是断档的。她问他那些断档的位置是怎么回事，周师傅说有些牛淘汰了，编号就空出来了。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像是一份他已经念过无数次的旧稿。她没有追问，只是把那些编号记了下来。

养殖场有一排牛舍被锁着。那排牛舍在最南端，铁门紧闭，门锁锈迹斑斑，门框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警示牌，字迹已经模糊了，看不清内容。她第一次注意到它是在实习开始后的第八天。那天下午她做完后排牛舍的体况评分，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发现那排牛舍的铁门旁有一个磨得发亮的铁钩，固定在墙柱上，弯曲的尖端已经生锈了，钩身表面结了一层深褐色的硬壳，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浸湿过。地面上有一道细长的痕迹，从铁钩下方一直延伸到铁门的底部，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反复拖拽过。她蹲下来摸了摸那道痕迹的表面，在触到地面的时候感觉到了细微的凹陷，像是被长期碾磨出的轨道，边缘比周围的水泥地面更光滑。

她回到工具间，周师傅正在整理一批新的耳标。她问他那排牛舍为什么锁着，周师傅正在拧一只扳手，停了一下，把扳手放回工具箱，用抹布擦了擦手：“那是隔离开的。那些牛有问题，不能跟健康牛混在一起。”她问是什么问题，周师傅拍了拍手，说有些牛站不起来了，就隔离到那边去，等好了再放回去。她又问那些牛好了之后有没有放回去，周师傅没有回答，只是说要等兽医来看。她听了，没有追问。但她留意到，从她来养殖场到现在，那排牛舍的铁门一直没有打开过，也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头牛从那扇门里走出来。

那天夜里她失眠了。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总觉得有什么声音混在风里，像是很多头牛在同时喘气，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低沉的嗡鸣，持续而微弱，像是从地面下方渗出来的。她坐起来，披了一件外套下了楼。养殖场很安静，路灯在水泥路上投下橘黄色的光，牛舍里传来反刍时缓慢的咀嚼声，和白天不太一样，慢了很多，像是一段正在被拉长的呼吸。她朝后排那排被锁着的牛舍走过去，走到铁门前面，门还是锁着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暗红色的光，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那排牛舍内部缓慢地移动着。她靠在门缝上看了很久，什么也看不清。那一线暗红色的光正好在视线与门框相接的位置持续亮着，像是某种信号。她退了几步，侧过头，朝牛舍后面的空地看了一眼——那根铁钩在月光下泛着暗淡的冷光，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从它表面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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