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娜惠是在拆迁通知贴出来的第七天，才意识到那栋楼在动的。那天傍晚她从单位回来，手里攥着那张已经折了好几折的通知书，在楼下站了很久。八月底的重庆还很热，空气里凝着一层湿漉漉的闷，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怎么都散不开。她站在公告栏前面，盯着那张A4纸看了很久。纸已经被雨水泡得发皱，边角卷了起来，红色的公章印迹在潮气中洇开了。她伸手摸了一下那张纸，指尖触到的是湿的，像是这张纸已经在那里贴了很久，久到它和墙壁之间的那层胶已经融化了，只是靠着空气里的湿度勉强附着在表面上。她收回手，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楼梯走上去。她每天上下班都从这栋楼经过，但从未认真数过它到底有几层。那栋楼在重庆老城区的边缘，灰白色的外墙被多年雨水冲刷出深浅不一的痕迹，像是一幅正在缓慢褪色的旧画。她搬进来的时候是夏天，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她租的房子在七楼，但她从来没有仔细算过这栋楼到底有几层，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

贴出拆迁通知的那个周三，她第一次从一楼的楼梯口开始往上走。她数得很慢，每一层都停下来确认楼道灯的编号。她从一楼走到七楼，用了大约三分钟。她数了一共走了几个拐弯，和自己记忆中一样，没有多出任何一层。第二天她回来的时候又数了一遍，还是七层。第三天，她加完班回到楼下，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有些迟钝，要使劲跺脚才能亮起来。她走到四楼的时候，声控灯闪了一下，像是电压不稳。她没有在意，继续往上走。走到七楼的时候，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在钥匙插进锁孔之前，她低头看了一眼脚下，发现自己刚才经过的楼梯拐角处有一个她从未注意过的转角。那层楼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灯光，但楼梯继续向上延伸了一小段，在那里又拐了一个弯。她站在七楼的入口处，沿着楼梯往上多走了一步，那层楼整个露了出来。楼道灯是灭的，声控开关按了两下没有反应。她站在那里，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正在被一种持续的空旷包裹着，像是在等待一个她还没有想好的问题自动找到答案。她沿着楼梯往下走了一层，走到七楼，掏出钥匙，开门，进屋，然后反锁。

那天夜里她没有睡好。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反复浮现那个多出来的楼层入口，在黑暗中门框的轮廓像是一个被挖开的缺口，从她的视野边缘渗进来。她坐起来喝了一杯水，然后重新躺下，闭上眼睛，在心里反复确认那栋楼有多少层。她数过的次数像是正在被什么力量缓慢地擦去，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难回忆起来。她打开床头灯，拿起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白鹤路19号，楼层数：七楼。未计顶层天台。”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关掉手机，翻了个身，把自己蜷进被子里，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种她已经无法用数字来确认的东西包裹着，像是正在慢慢地被吸收进那层楼的物理空间里。

第二天早上她决定去物业问清楚。物业办公室在一楼入口旁边的隔间里，门关着，里面没有开灯。她敲了三下门，没有人应。她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回应。她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是锁着的。她又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还是没有来人。她走到公告栏前面，重新看了一遍那张拆迁通知，目光落在通知下方的文字上——“白鹤路17号至23号居民楼纳入本次拆迁范围，请相关住户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搬迁手续。”她在那行字下方找到了自己那栋楼的编号，确认了是白鹤路19号，七层住宅楼，建于1987年。她重新看了一遍，确认那行字确实是“七层”。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到楼上，在当天的工作日志里写下了日期，用红笔在下面画了一道线。她在那道线下面写了一个问号，然后又划掉了。

一周后她下楼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了一个老人。她搬来三年了，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老人站在电梯的角落里，背靠厢壁，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旧外套，低着头，像是在打盹。他没有按楼层键，也没有抬头看她。电梯在二楼停了一下，门开了，老人没有动。电梯门关上，继续下行。到了一楼，她走出电梯，回头看了一眼，老人还站在那里，低着头，像一尊落满灰的旧塑像。她犹豫了一下，又走回电梯口，问了他一句：“您到几楼？我帮您按。”老人没有抬头，低垂的视线像是落在某个她看不见的位置上。她又问了一遍，依然没有回应。电梯门合上了，开始上行。她站在电梯外面，听见电梯在上升的过程中停了一下，像是有一个人走了进去，然后继续向上，停在了更高的位置。她沿着楼梯走到二楼，那层的楼道灯亮着，走廊里空无一人。

那之后她开始留意这栋楼的细节。她发现这栋楼的楼梯拐角处有一些细小的刻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摩擦过留下的印记。有几道刻痕排列成某种形状，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些刻痕的深度并不均匀，像是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刻上去的。她沿着楼梯一层一层地检查，发现每一层的拐角处都有类似的刻痕，唯独七楼到八楼之间的那段楼梯的刻痕最密、最深，像是被反复刻了很多次。她在电梯里、楼梯间、走廊的墙面上都找到了类似的痕迹，但没有任何一个邻居能说清楚那层楼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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