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琴是在第三次走进那间展厅时，才确认那幅画在移动的。

她从省城赶回来处理外婆的丧事已经四天。丧事办完了，亲戚们散了，她一个人留在老屋里收拾遗物。老屋的墙根处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樟木和石灰混合的气味。外婆在这间老屋里住了六十多年，留下的东西不多——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裳、一摞碗口上带着豁口的瓷碗、一只挂在灶台旁边的竹编筷篓，还有墙角那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她花了三天时间把那些东西分类整理，该留的留，该烧的烧。到第四天傍晚，她在那只樟木箱子前面蹲了下来。

锁已经锈蚀了，锁扣上结了一层暗绿色的铜锈。她用锤子敲了敲，锁扣弹开了，发出清脆的声响。箱盖掀开的时候，一股浓烈的樟木气味涌出来，呛得她连咳了几声。箱子里是一摞泛黄的画册和几本日记本，画册的封面已经卷了边，日记本的纸页泛着不均匀的黄褐色。她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取出来，放在膝盖上翻看。画册里印的是本地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纸张粗糙，印刷质量也差，颜色偏得厉害。日记本的封面是深蓝色的硬纸板，已经磨损得露出了灰白色的内芯。她翻开第一页，外婆的字迹工整，写在纸页的最上方：“今天去了岩下美术馆，看了陈默的画。他画了一个女人，很像小姨。”

她继续往后翻。外婆的日记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隔几天写一条，有时候隔几个月才写一条。她翻到中间某一页，看到外婆写道：“陈默说那幅画是他凭记忆画的，没有模特。可他画的那个女人，和小姨一模一样。小姨失踪很多年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翻到后面几页，外婆的字迹开始变得潦草起来，笔画在纸面上拖出长长的尾痕，像是写的时候手在发抖：“陈默死了。他死之前说，画里的人会慢慢变老。可我看那幅画，她一直没有变。”

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已经褪色的门票，门票上印着几个字——“岩下美术馆，1987年”。门票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比日记本里的更轻更小：“进去之后，不要碰任何一幅画。”她把那张门票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把它和日记本一起放进了背包里。

第二天早上她拨通了母亲的电话，问起外婆的妹妹。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姨婆年轻的时候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你外婆找了她很多年，没找到。后来你外婆就不提她了，我们也不敢问。”她问母亲有没有见过姨婆的照片，母亲说有一张，在老屋的墙柜最里面，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她挂了电话，在墙柜的最里面找到了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斜襟褂子，头发盘在脑后，手腕上系着一根红绳，红绳上坠着一块月牙形的玉坠。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那里也有一道细长的疤痕，从手腕内侧延伸到掌心，位置和弧度几乎和照片上那个女人的手腕一模一样。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斯琴，1943年摄于岩下镇。”

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外婆给她起这个名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姨婆。她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进背包里，然后出了门，沿着那条通往村子后面的小路往山坡上走。

岩下美术馆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一栋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外墙的涂料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她沿着那条长满荒草的石阶走上去，石阶两旁长着齐膝高的野草，草叶上挂着清晨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腿。大门是虚掩着的，门轴上的漆已经剥落了大半，她推开门，光线从高处的小窗里透进来，照亮了那些挂满了墙壁的画框。展厅不大，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燥的、混着灰尘和油画颜料的气味。她沿着展厅走了一圈，那些画大多是风景和人物，笔法朴实，像是本地画家的手笔。她走到展厅最深处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

那面墙上挂着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斜襟褂子，头发盘在脑后，坐在一把木椅上，手里握着一块月牙形的玉坠。她在画前面站了一会儿，觉得画中人的眉眼很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又想不起来。她凑近去看画框边缘的标签，标签上写着画家的名字——“陈默，1985年。”她又往后退了一步，重新端详那幅画。那个年轻女人的眼神很安静，嘴角微微向下抿着，像是在忍耐什么。她看了很久，转身准备离开，余光扫到那幅画的裙摆位置，发现它比刚才稍微偏左了一点。她愣了一下，转回去看，裙摆还是原来的位置。她揉了揉眼睛，以为是自己看久了产生的错觉。

她后来在展厅靠窗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翻阅了太多次的访客登记簿，封面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她翻开登记簿，里面写满了名字和日期，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潦草。她翻到1987年秋天那一页，看到了外婆的笔迹，挤在一排排陌生名字之间。外婆的名字后面备注了一行字：“画上的人，很像一个人。”她继续往后翻，在1992年春天那一页看到了另一个名字——“陈默”。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登记簿，把它放回了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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