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雅的画室，是城市里一个远离喧嚣的天堂。那画室在一栋老楼的顶层，没有电梯，要爬六层楼梯。楼梯是水泥的，墙壁是白的，扶手是铁的，生锈了。窗户朝东，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光会从窗户外涌进来，铺满整个地板，像一条金色的河。画室不大，但很高。天花板是斜的，顶上有一个天窗，能看到一小块天空。墙上挂着她的画，一幅一幅，色彩斑斓，像是被光浸泡过的。角落里堆着画框、颜料、松节油。空气中弥漫着松节油和高级颜料的独特气息，不是那种刺鼻的化学味道，是一种醇厚的、暖的、像是被时间和才华发酵过的味道。这间画室是她用第一笔卖画的钱租的，签了五年的合同。她在这里画出了她的第一幅获奖作品，第一幅被收藏的作品，第一幅让她被很多人看到、被很多人记住、被很多人喜欢的作品。这里是她的巢，她的窝，她的壳。她在这里是安全的，是温暖的，是被保护着的。

巨大的落地窗迎着晨光，空气中混合着松节油和高级颜料的独特气息。数十幅已经完成的作品，色彩斑斓，充满了生命力，静静地挂在墙上，等待着三天后画展的开幕。那些画不是“挂”着，是“活”着。它们在墙上呼吸，在墙上发光，在墙上看着这间画室，看着那个站在空白画布前的女人。它们是她的孩子，是她的朋友，是她的老师。它们告诉她，你能画，你有才华，你是画家。它们等着，等着画展开幕，等着被人看到，等着被人喜欢。它们不知道，三天后，它们可能等不到新的伙伴了。她正准备为这次画展，画上最后一幅、也是最重要的一幅压轴之作。她站在巨大的空白画布前，深吸一口气，脸上洋溢着创作前特有的、幸福的微笑。

那画布不是“布”，是“白”。是那种纯白的、没有一丝杂质的、等着被填满的白。它很大，比她高，比她宽，比她整个人都大。它站在那里，像一扇门，像一堵墙，像一个还没打开的世界。她站在它面前，像一个站在世界边缘的人，手里拿着钥匙，准备开门。那钥匙不是“钥匙”，是“笔”。是那支她用了上万次的、笔杆被磨得光滑的、笔头被她捏出凹痕的笔。她拿着它，深吸一口气，把空气吸进肺里，把光吸进眼里，把那些在她脑子里翻涌的色彩吸进心里。她笑了，那是创作前特有的笑，是那种“我知道我要画什么”的笑，是那种“我能画出来”的笑，是那种“我是画家”的笑。

然而，当她拿起画笔，蘸上颜料，准备落下第一笔时——她的手，在半空中，凝固了。不是“凝固”，是“停”。像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车，突然被踩了急刹。她的身体还在前倾，她的心还在跳，她的脑还在想。但她的手停了，停了在那里，停在半空中，停在画布前面。她的手指还握着笔，笔尖还蘸着颜料，颜料还是那个她调了无数遍的颜色。但她的手不动了，不是“不动”，是“不能动”。有什么东西抓住了它，不是手，是“空”。她的脑子里空了，不是“空”，是“被拿走了”。那些色彩，那些线条，那些形状，那些在她脑子里翻涌了无数遍的东西，不见了。她不知道它们去哪了，她只知道，它们不在了。

不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其怪异的感觉，笼罩了她。那感觉不是“疼”，不是“痒”，不是“麻”。是“不对”。是那种“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不对，是那种“不应该这样”的不对，是那种“我怎么了”的不对。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她画画画了二十多年，从小时候拿蜡笔在墙上画太阳开始，到后来拿炭笔在纸上画石膏，到后来拿油画笔在布上画她的梦。她的手从来没有停过，她的脑子从来没有空过，她的心从来没有慌过。但现在，她慌了。不是“慌”，是“怕”。是那种“我失去了什么”的怕，是那种“我再也找不回来了”的怕，是那种“我不是我了”的怕。

她脑中构思好的、那如同瀑布般倾泻的绚烂色彩，此刻仿佛被一层灰色的薄膜覆盖，变得黯淡、庸俗。那层膜不是“膜”，是“灰”。是那种烧完纸留下的灰，是那种下完雨留下的灰，是那种天黑之前天空的灰。它盖在她的色彩上，盖在她的构思上，盖在她的心上。那些本来应该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的、绚烂的、耀眼的、让人睁不开眼的色彩，被那层灰盖住了，变成了灰的，暗的，死的。她不知道那层灰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是谁盖上去的，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揭掉。她只知道，它在那里，在她的脑子里，在她的心里，在她的灵魂里。它不走了。

她手中那支运用了上万次的、如同自己手指延伸的画笔，突然变得无比陌生和沉重。那支笔不是“笔”，是“手”。是她的第六根手指，是她的第三只眼，是她的第二颗心。她用它画画，画了二十多年。她知道它的重量，知道它的温度，知道它什么时候该蘸多少颜料，什么时候该用多大的力气。但现在，它变了。它变重了，重得像一块铁，像一块石头，像一座山。它变陌生了，陌生得像她从来没有碰过它，像她不知道它是什么，像她不会用它。她握着它，像握着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握着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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