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各国藩属时，已经是五月底了。

最先赶到的是朝鲜使臣。朝鲜国王李珖得到丧报后，当即在汉城王宫设了灵堂，亲自祭拜，又派了正使朴成武的儿子朴永哲带着祭文和贡品，星夜兼程赶往京城。

朴永哲到京城那天，天正下着细雨。

他穿着素白的丧服，在午门外递了祭表，然后由礼部官员引着进了太庙。

他在崇祯的灵位前磕了三个头，展开祭文，用朝鲜语念了一遍，又用汉语念了一遍。

祭文不长，措辞沉痛，末尾写着“朝鲜国王臣李珖，顿首再拜，伏惟太上皇帝陛下，神归九天，德昭万世。臣世代受大明庇佑，永世不忘”。

念完之后，他把祭文放在灵前的供桌上，又磕了三个头，才退了出去。

琉球使臣是在朝鲜使臣之后到的。琉球国王尚泰派了他的儿子尚文带着祭文来京。

尚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清瘦，举止文雅。

他在灵前磕了头，念了祭文，然后把带来的贡品——一批琉球特产的香料和珊瑚——交到礼部。

他在京城住了五天，每天都去太庙上一炷香，然后回到会同馆，在屋里坐着，不外出走动。

有礼部的官员去拜访他，他说：“太上皇是大明的柱石，也是琉球的靠山。太上皇在时，琉球不受外侮。如今太上皇走了，琉球上下都很不安。”

礼部官员安慰了几句，他也没有再多说。

安南、暹罗、缅甸的使臣也陆续到了。

安南使臣带来了安南国王阮福时的祭文，用的是汉字，措辞恭敬。

暹罗使臣带来了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的祭文，用泰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礼部的人把汉文那一份读了，泰文那一份存档了。

缅甸使臣带来的祭文写在象牙片上，边缘镶着金粉，看起来很贵重。

那些使臣在灵前磕头时，磕得很认真，额头贴在石板上，好一会儿才抬起来。

西域的几个小国也派了人来。哈密、吐鲁番、于阗的使臣，虽然路途遥远，可他们在得到消息后还是赶来了。

他们的祭文写得简单，有的甚至只有几行字，可字里行间透着诚恳。

哈密使臣在灵前磕头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了句“大明皇帝，好皇帝”，礼部的官员点了点头，没有纠正他。

西洋各国的使臣来得比藩属国晚一些，因为他们离得更远。

最先到的是西班牙使臣阿尔瓦罗。他在京城住了快十年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朝中不少官员都有往来。

崇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他当天就去了礼部，递了吊唁的帖子。

第二天，他穿着黑色的丧服，在太庙灵前磕了头，用汉语念了一篇简短的悼词。

悼词是他自己写的，大意是“大明太上皇帝，是东方的伟大君主。他的时代，是大明最繁荣的时代。西班牙与大明，虽远隔重洋，然商路相通，情谊相连。今闻崩逝，不胜哀痛”。

念完之后，他对着灵位鞠了三躬，退了出去。

葡萄牙使臣、荷兰使臣、英国使臣也陆续到了。

英国使臣是个四十来岁的商人，叫约翰·史密斯，在澳门住了好几年，会说一些汉语。他在灵前磕了头，念了一篇不太通顺的悼词，末尾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愿太上皇安息”，礼部的官员憋着没笑出来，可也没有为难他。

法国和德国的使臣来得最晚。法国使臣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带着一封法国国王的亲笔信，信里表达了哀悼和慰问。

德国使臣带来了一幅画像，说是德国画家根据传闻画的崇祯的像，画得不太像，可礼部的人还是收下了，挂在了会同馆的墙上。

那些西洋使臣在京城住了几天，每天派代表去太庙上一炷香。

他们私下里也在议论——太上皇活了快一百岁，这在西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有人感叹说：“东方的皇帝，寿命比我们国王长得多。”

有人接话：“他们的国家太稳了。皇帝老了退位，儿子接着干，天下不乱。”

第三个说：“要是我们那边也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

京城的百姓对崇祯的感情，比朝中那些大臣们更朴实。

他们不知道崇祯年轻时候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在煤山上吊那件事，更不知道他后来退位当了太上皇之后具体干了些什么。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太上皇活了一百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不差。

粮税不算重，徭役不算多，日子过得下去。这就够了。

消息传到民间那天，城南一个卖豆腐的老汉在铺子门口站了很久。

他放下手里的活计，在门口挂了一块布，又点了一炷香。他旁边卖菜的赵大叔看见了，也回屋翻出一块布挂上。

然后是隔壁的杂货铺、对门的裁缝店、巷口的茶馆。不到半天工夫，整条街上的铺子门口都挂起了白布。

那些白布长短不一，颜色深浅不一，有的是新买的孝布，有的是从旧衣裳上拆下来的。可挂在一起，看着倒也整齐。

那天晚上，巷子里的风把那些白布吹得轻轻飘动。

楚月关了铺子门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看着巷子两旁那些挂着的白布，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她想起崇祯——她从来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可她觉得，一个能让这么多百姓自发挂白布的人，应该是个不错的人。

她回到后院，把那棵小树浇了水，然后坐在石凳上，望着头顶那片被月光照亮的天空，坐了很久。

第二天，她听说城里的戏楼停了戏，茶馆停了说书，夜市也停了。

她本来打算去集市进货的，走到半路又拐回来了。她在铺子里整理了一天货架，没有开门做生意。

晚上，她在后院的石桌上摆了一碗清水和三炷香，对着皇城的方向拜了拜。她没有念叨什么，只是站了一会儿，然后把香插在墙角的土里，转身回了屋。

头七那天，京城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瓦檐上，落在青石板上，把整座城笼在一层薄薄的水雾里。

太庙里的香火依然点着，礼部的官员照常轮班守着。

街上的白布被雨打湿了，贴在铺子的门板上，颜色更深了一些。那些白布在雨中耷拉着，像是一面面低垂的旗帜。

朱兴明在太庙里待了一整天。他从早上进去，到傍晚才出来。

他跪在灵位前，没有念经，没有哭，只是跪着。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父皇在煤山上吊那天，他赶到时，父皇已经被救下来了，躺在榻上，脸色灰白；

想起父皇第一次见到他时那种疑惑的眼神；想起父皇在寿康宫里跟他说的那些话；想起父皇临终前那个梦。

他跪在那里，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等他站起来时，膝盖已经麻了，站了好一会儿才站稳。

他走出太庙时，外面的小雨还在下。孙旺财撑了一把伞迎上来，他摆了摆手，没有接，走进了雨里。

雨落在他的头上、肩上，把他的丧服打湿了一片。他走了一段路，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太庙的方向。太庙的屋顶在雨雾中模糊成一片暗灰色的轮廓。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京城之外，各地的祭奠也在进行。南京的明孝陵前，守陵的官员和当地的士绅设了路祭，对着北方磕头。苏州、杭州、广州、成都、西安、太原，各地的官衙都设了灵堂，文武官员按品级列班祭拜。

寺庙和道观里，诵经声日夜不停。有些地方还自发地组织了祭奠活动——书院的学生们写了祭文，在当地的文庙前焚烧；

商人们凑钱买了香烛和纸钱，在城门口设了祭坛；一些老兵穿着旧军装，在当地的校场上列队，对着北方的方向敬了军礼。

崇祯驾崩之后，朱怡铄忙了很多。他每天除了去兵部，还要去太庙守灵，帮着朱和壁处理丧仪的事。

他很少有空去楚记铺子了。可每次路过巷口时，他都会放慢脚步，朝里面看一眼。铺子的门板大多数时候都关着，偶尔开着时，他能看见楚月在里面整理货架。

她没有出来找他，也没有托人带话。她只是在她的铺子里安安静静地待着，做她每天该做的事。

有一天傍晚，朱怡铄从太庙出来，路过巷口时，看见楚月正站在铺子门口，朝皇城的方向望着。

她穿着一件素色的衣裳，头发还是用那根木簪挽着。

她看见他走过来，没有像平时那样转身回铺子，而是站在那里等着。朱怡铄走到她面前，两人对视了一会儿。楚月先开口了：“你曾祖父的事，我听说了。”

朱怡铄说：“嗯。”

楚月说：“你还好吧？”

朱怡铄说：“还好。”

楚月沉默了一下，说：“进来坐坐吧。我煮了粥。”

朱怡铄跟着她走进铺子，在柜台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楚月盛了一碗粥端给他，自己在对面坐下。

两人安静地喝着粥，没有说话。粥是白粥，什么也没加，可热腾腾的，喝下去很舒服。

朱怡铄喝完了粥，把碗放下。楚月接过碗，拿去洗了。他坐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