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到这里来投资，办公司。”被母亲追问了几句，我反过来怪她，“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

“我恨他！回去，我再告诉你吧。”

至此为止，我已经把事情猜个大九不离十，为了安慰母亲，想了解更清楚一些，我答应，今天提前打烊，让她先回家去，我停业，把店堂收拾一下再走。

送出母亲，回过身来，身边一个黑影，不用看也知道，他并没有走，他一直躲在哪里，密切注视着我们。看见他曾经的妻子离开，迫不及待赶来，要来打听，要来了解，要来叙话，要来认亲，原来的佩服，原来的亲近，突然烟消云散，在我脑海里激起波澜：痛恨，痛苦，厌恶，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对他？

一周前才采访的，根本没想到他和我有牵连，他介绍的情况，也只是抛弃家园，不顾母亲，根本没有说，他抛弃了妻子和儿子，这不就是当代的陈世美吗？

如果我有三老板的豪爽，可能一脚踹过去——你给我滚，我不认识你！

如果我像袁天成那样懒散，可能只是嘟噜几句：早干什么去了？

如果我像周小夏那样习惯于求助人，可能喜从天降……

我是我，独一无二的我，跟随母亲，艰难长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看得太多，以至于见怪不怪。可是我在书堆里长大的，精华多于糟粕，营养了我的身心，我始终记得那一句话，不知道是谁讲的，但讲得很有道理：“面对阳光，就没有阴影。”所以，看人也从好的方面看。

比如说，眼前这个男人，应该是我的父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人，尽管我对他充满怨恨，但就那一天的相处了解了他的简历，看出他对我不错，采访中，他欲言又止，一定还有别的隐痛。不可否认，他有更多的人性弱点，哪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我是不是应该听了才做判断？

“我们，我们能谈谈吗？”他的目光充满了哀求。

我没有说话，转身进屋，他也跟着进来了，我把几道门全部关上，然后上了楼，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将电脑关上，让出椅子，伸了一下手。

就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让他激动万分，端茶杯的手颤栗了一阵，喝了两口水，这才悠悠地说：“宏达，你改了姓，你改了名字，但是，你依然是我的儿子，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也是想找你们啊。”

“找我们？有意义吗？”我冷冷地说。

“真的，20多年了，无数次在梦中想起，想我的儿子，不知长成什么样子了。”他一只手轻轻地颤抖，端不住茶杯，两只手捧着，也可能为了取暖，“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才两岁多，骑在我的脖子上，我捏着你的小手，从村里走到镇上，给你买糖吃……”

“太遥远，我记不清楚了。”我扭过头去，望着古街上面的一片天空，渐渐阴暗。

他急切地想唤醒我的记忆：“你一定会记得，因为你的记忆能力太强，从小就记性好，没满周岁，就认得字。”见我默不作声，以为我不相信，又补充，“真的，我和别人下棋，有人问，马呢？你马上就指一个棋子，正是那个马字。还有，我带你到镇上，遇到有人问路，供销社在哪里？你能扭过头去，指着我的身后，告诉人家地址……”

“那也是我母亲教的。”他说得动容，我却不为所动，说的也是实话。

他点头承认：“是的，你母亲很优秀，所以才把你培养得这么优秀，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愧，没有尽到责任，对不起你们。”

说完以后，他站起来，离开椅子，90度弯腰，对我鞠了一躬。我连忙伸手挡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干脆闪身躲开，走到窗口，想起母亲甩书的愤怒，怒火也一步步升腾：“不用来这些虚礼，你坐下，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好，我说，在宾馆里，我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个时候，我没有说——那是我的隐痛，也是我的隐私，我不能逢人就说是吧？”

“你现在可以说了。”

他不说，其实我也猜得到，这样的故事，可能不止发生在我们一家，然而他和母亲的往事我一无所知，母亲从来不说，现在我应该有所了解了。

他自己的事情，在宾馆的采访中已经说了些：一个农家子弟，父亲过世，与母亲相依为命，也读了点书，为了有出路，进入到部队的大学校。用那个时候的话来说，“革命熔炉火最红”，得到了锻炼，当了文书，会说会写，退伍回乡之后，公社有亲戚帮忙，在镇政府当了办公室主任……

“这些，你不都说了吗？还要重复干什么？”我打断了他的啰嗦，我想知道他和母亲的事。

原来，母亲家就在湖城，下放在秋桥小沟生产队，与王鼎隆家在一个村子里。被他看中了，承诺她，只要结婚，就可以到供销社工作。母亲本来体弱，重体力劳动就是一种折磨，城里就一个哥哥，对妹妹也很少关心，更别指望他能把妹妹调回城里。再有，当时一个乡镇干部也了不得，人又英俊潇洒，还能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哪怕不能上调，也有一个饭碗。

两人结合了，但是镇上没有房子，开始，夫妻在镇政府单身宿舍里住，一年多以后她有了孩子，回到婆家村里居住，每天起早赶晚，到镇上的供销社里上班，十分辛苦。

当办公室主任的丈夫似乎更忙，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抱儿子的时间都很少。在儿子两岁多的时候，镇上搞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台湾商人，是个女人，姓金，在深圳开了一家玩具公司，与她自己的丈夫感情不好，公司也不兴旺，于是离婚。她带着一部分资产，想到内地来发展，有亲戚引进，说乡镇企业成本低，于是孤身前来考查。

具体接待的就是王鼎隆，自然周到妥帖，再加上他的精明干练，被金老板看中了，就说准备在镇上投资，到秋桥来建厂，但是深圳那边的工厂需要拆迁，事务很多，需要一个帮手，这边的镇政府也想考察那边的实力，就让王鼎隆去深圳协助那边工作。

在前面的采访中，他也说了这些事，只是没说那个女人。现在说起来，还有些羞羞答答，但总算说了实话。说金老板比他大6岁，相貌一般，但是很有魄力，雷厉风行，只是脾气不好。

带着他到了南方，这才发现，金老板和她前夫刚刚分离，资产账目都没有交割清楚，还有官司要打，所以一时不能回内地，还需要王鼎隆继续在那边帮忙。

财产分割打官司，是很麻烦的事情，好在金老板有了一个男助手，年轻英俊，能说会道，深圳又有些战友，终于帮女老板赢得了官司，资金却带不出来，一拖就是一年。

按照王鼎隆的说法，女人看上了他，商量结果，干脆就在那边先发展，于是，他和那女人走到一起了。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家里祖孙三代当然盼他回来，镇里也不愿意白白放走一个人。他的说法是将深圳的企业发展巩固，然后再回乡镇来，公社亲戚帮着他办了留职停薪，第2年还没回来，干脆就辞职了。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两岁多了，既不是回来工作，也不是回来团圆，这次回来，他要离婚。因为那边金老板势单力薄，等于从镇上拐了一个男人，忠心耿耿，帮她东山再起，企业搞上去了，他也不愿意回来了，尽管和那女人早就住在一起，但还需要名正言顺，于是回家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