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远在齿轮图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建设说长大了要修机器。

秀兰把齿轮图翻过去，笔记本中间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写着何文远的名字，寄件地址是老家公社。

信封已经磨得发毛了，封口拆开过好几次。

她把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是何母写的，日期是何母去世前半年。

信上写她在老家病了，公社卫生院的大夫开了些药，效果一般，但能撑住。

她问秀兰在矿区好不好，问建设在机修厂吃不吃得饱。

她让秀兰别担心，说等天暖了就去矿区看孩子。

秀兰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装进笔记本的夹层。

笔记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发脆的信纸。

纸的材质不是普通的信纸，是农场那种再生纸，颜色发灰，对着光能看见纸浆里没打碎的草梗。

信纸上写满了字，字迹密密匝匝的，正反两面。

蘸水笔写的，墨水浓淡不均匀，写到后半段变淡了。

秀兰认得这封信。这是她爹在农场时写给她的信。

那封信她压在枕头底下看了好多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何文远收回去了。

她以为丢了。

原来她爹自己留着，夹在笔记本里，放在抽屉最深处。

她把那封信展开。

纸上写着农场的伙食，写着农场的红薯品种，写着队长塞给他的烟叶子，写着让她受了委屈要跟爹说。

这些字她全都记得。

她把信纸翻到背面，背面最后一行写着：早上太阳从田埂上升起来的时候，爹想你们。

秀兰把信纸折好，放回笔记本里。

她把三层抽屉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

文具证件旧照片一律留在原处。

笔记本她单独拿出来了，用何文远叠在抽屉里的一块旧蓝布包袱皮包好，放在藤条箱子上面。

藤条箱子还是何文远当年从农场回来时拎的那只，铁皮搭扣上的锈迹被她摸了好多遍。

现在箱子里放着何父的笔记本，程建国的菜地平面图，何母的信，和她爹从农场写给她的信。

一样都不缺。

灶房里的水壶响了。她把抽屉推回去。

书桌上何文远那副老花镜还搁在字典上，镜腿上的胶布翘着一个小角。

她伸手把那块胶布按平了。窗外杨树的枝条在风里晃着，井架上的天轮照常转。

她把窗帘拉好，拿着用旧蓝布包袱皮包好的笔记本走出屋子。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何文远走后第七天，秀兰开始收拾他的遗物。

矿务局子弟中学的教职工宿舍在他退休以后一直保留着，后来学校扩建，那排平房拆了，他的东西搬回了北区，堆在程大柱和孙爱莲住过的那间屋子里。

秀兰推开那间屋子的门，屋里拉着窗帘，光线很暗。

她拉开窗帘，太阳从杨树的枝条中间漏进来，照在靠墙的旧书桌上。

书桌是何文远从农场回来那年程大柱找人打的，木料用的是矿上废弃的轨道木，桌面刨得平整，四个角拿砂纸打磨过。桌上摞着两排书，最上面是那本翻旧了的《新华字典》，旁边搁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

字典下面压着一沓作文本，是何文远最后一次代课时还没来得及发还给学生的批改本。

秀兰把作文本一本一本翻开看了看，每篇作文后面都有他用红笔写的评语，字迹横细竖粗，和她爹在《代数》课本上留下的方程题纸条上的字一模一样。

她把作文本摞整齐，拿麻绳捆好，搁在一边。

书桌抽屉有三层。第一层放的是文具。

几支磨秃了的铅笔，一把削笔刀，一盒回形针，半块橡皮。

还有一沓空白的教案纸，最上面那张写了一半，是何文远的字。

教案日期停在他最后一次去学校代课的前一天。她把那页教案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用手指头把纸角展平。

第二层放的是证件。

教师证，退休证，矿区中学的出入证。每本证件都用旧报纸包着，报纸上印的是矿务局技术革新小组的排水改造报道。

还有一张农场评先进的奖状，奖状上的公章已经褪色了，但何文远三个字还是清清楚楚。

第三层抽屉拉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

秀兰蹲下来往里看，抽屉最里头搁着一本旧笔记本。

本子封面是牛皮纸的，边角磨破了，拿透明胶带粘过好几道。

她把笔记本拿出来搁在桌上，翻开第一页。

扉页上贴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何母抱着两个孩子，左边是秀兰，右边是建设。

秀兰那时候大概五六岁，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绑着白毛线。

建设还抱在何母怀里，脸圆圆的，瞪着镜头。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何文远的笔迹：

秀兰六岁，建设两岁。

她看了一会儿，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

笔记本里夹着秀兰小时候写的作文。

作文写在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片上，纸已经发黄了，铅笔字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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