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中书省，早在朱元璋从吴国公自进吴王的时候，便遵循旧元体制而设立。置左右相国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等一系列官职，形成了全套的官僚体系，吴国小朝廷自此建立起来。后来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又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开国之后，这套体制依然保留，一方面它有现成的体制参考，另一方面，朱元璋忙着南征北讨，一统华夏，没大多时间理会内政建设，以李善长为首的中书省正好弥补了这一点。

彼时的中书省权力极大，设官任职、颁布律法、发布政令、封驳奏章以及天下大事小情无所不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交流，如下情上陈，圣旨下发，都必须经过中书省，而中书省的一把手就成了手握大权的万人之上。

旧元崩溃，天下已定，朱元璋的注意力从外部征战转向内政治理，皇权与相权的冲突逐渐加剧。李善长被迫致仕，汪广洋临时过渡，最终更会迎合圣意的胡惟庸被提拔上来，总揽中书。

有朱元璋这样一位强势而且任劳任怨的皇帝，胡惟庸自然不敢独揽大权，甚至原本应该中书自行料理的事情，他都一一上奏请示，绝不自己做主。这个时候的中书省更像是皇帝的秘书处，归类整理奏折，草拟圣旨，按旨发布政令，活脱脱的小媳妇儿一个。

谁也没想到，正值壮年，雄姿英发的朱元璋突然崩逝，对大明朝而言无疑是个天大的坏事儿，而对于小心翼翼伺候婆婆的胡惟庸来说，翻身的机会来了。太子继位，虽然干过几年监国，但毕竟年轻，没见过什么世面，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正是他胡惟庸大展拳脚的时候。

以胡惟庸的精明，自然不会一开始就显露野心，他仍旧像侍奉朱元璋一样对待朱标，每日三请六奏。这些朱标都看在眼中，胡惟庸是个什么心肝，他一清二楚，想要推行改革必须先将胡惟庸拉下马。虽然他有后世的见识和眼光，却没有便宜老爹朱元璋的威信和手腕儿，上来就短兵相接，难免惹来一身麻烦。

以永乐元年的行中书省改革为例，将地方军政一分为三，布政使、按察使、指挥使各管一摊，削弱的中书省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招是朱元璋的套路，朱标直接拿来用。可想法虽好，现实却很打脸。一地三个长官，都指挥使司就由原来的都卫直接换个牌子，基本没变。而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人选，朱标一下抓瞎了，他手里根本没有合适的人，监国之日尚短，对地方官员情况不甚了解，了解多一些的道同和郑士元的官阶又太低，不可能一下就提上来。

就算提了他俩，面对二十几个地方一二把手的空缺也不济什么事，而中书省提请的人员名单，大部分都是原来行省的左右丞或者参知政事，尽管知道他们与胡惟庸不无关系，可为了地方稳定朱标也只能认了，毕竟别的不说，他们的管理经验肯定不缺。有了这一次教训，朱标认为自己行事一定要稳，不能急于求成。既然不适合主动出击，那就坐等对方犯错。

所以，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思考，朱标打算效仿郑伯克段的典故，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将中书省的权力还给胡丞相，让他去折腾，自己只要把握住军队就不怕他翻了天。等到天怒人怨的时候，把罪证往外一抛，胡丞相只有引颈待戮，届时再改革中书省便顺理成章。

计议已定，永乐三年正月十六正式上班，第一次朝会，众人本以为和去年一样，君臣寒暄一番，喊喊口号鼓舞士气，然后各自散去，回衙办公。可一上来，朱标只是简单问候了一句，便让马忠宣旨。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朕以冲龄嗣位，夙夜祗惧。才识浅薄，远愧先帝，国事殷繁，深虞弗胜。中书省者，所以佐理万机，分忧共责也。兹特申明：凡常行庶务，许中书省臣依例裁决，以从便宜；其关系重大者，须先行票拟，进呈御览，请旨定夺。庶几上下相维，事无壅蔽。大都督府、御史台、大理寺所涉不在此列，径行禀奏，勿须关白。

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钦此。”

就在群臣为了这道旨意窃窃私语、各种猜测的时候，朱标开口叫道：“胡惟庸！”

胡惟庸出列一步，手持笏板躬身施礼：“臣在！”

朱标缓缓说道：“胡卿乃先帝重臣，恭谨勤勉，谙熟朝事，襄助朕躬，朝章渐理，朕甚嘉焉。而今总领中书，唯当上察圣意，下安黎庶，共臻至治，勿负朕望。”

胡惟庸闻言跪地叩首，恭敬答道：“臣惶恐。皇上谬赞，臣实不敢当。惟竭臣之老力，恪尽职守，仰遵圣意，为皇上分忧，以报天恩。”

宝座上的朱标看着跪在地上的胡惟庸，赞许地微笑颔首。再扫视御阶之下的群臣，表情各异，有欢喜，有忧愁，也有如魏国公徐达一般看不出悲喜的。而众人中尤以翰林学士承旨宋濂最为夸张，他错愕地盯着朱标，直愣愣地，连基本的殿上礼仪都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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