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一年，岁在壬子。

深秋的镇江府，运河两岸的柳树叶子已落了大半，剩下些光秃秃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像极了垂暮老人的稀疏白发。一艘乌篷小船从京口闸缓缓驶出，沿着运河向着常州府方向南行。船不算大，船篷低矮，勉强能容得下一家七口。船舱里铺着粗布褥子，几个包袱堆在角落，包袱的粗布已经洗得发白，打着几块深浅不一的补丁，却捆扎得十分齐整，透着一股清贫人家特有的利落。这便是王士元一家全部的家当了。

船头站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穿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裰，头发按着朝廷规制剃去大半，只留脑后一束，编成细细的发辫，辫梢垂在脊背处。他身量颇高，肩背挺直，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眉骨高耸，眼窝微陷，一双眸子沉静得像深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张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下颌线条刚毅，鼻梁高挺如刀削，嘴唇紧抿时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这样的相貌放在人堆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寻常的塾师。

这个人，便是崇祯皇帝的第四子朱慈炤。如今他叫作王士元，是镇江府丹徒县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先生。

他的妻儿此刻都在船舱里。妻子胡氏靠坐在舱壁上，怀中搂着最小的女儿，那女娃才两岁多，正睡得香甜。旁边三个男娃年纪大些，大儿子和二儿子挤在一处，手里各捧着一本书，三儿子还小些，趴在一床薄被上摆弄一个木头削成的小马。

船舱里的光线昏暗，船身随着水流轻轻摇晃，时有水声在船底潺潺作响。

“爹爹，咱们这是去哪儿？”最大的儿子从舱中探出头来，十四岁的少年已经有了几分大人的模样，只是眉宇间还带着未脱的孩子气。

“无锡。”王士元没有回头，目光落在运河前方的水面上，声音沉稳而平静，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无锡？”少年有些不解，皱起眉头，“可是爹爹，咱们在镇江住了还不到两年，这就又要搬家了？”

王士元没有回答。

他的沉默让船舱里的气氛骤然沉重了几分。胡氏抬起头，看了丈夫的背影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这种突如其来的沉默，也习惯了这种不定期的举家搬迁。成婚二十年，她跟随着他从余姚搬到慈溪，从慈溪搬到杭州，从杭州搬到嘉兴，又从嘉兴搬到镇江——这已经是第十几次搬家了。每一次，丈夫给出的理由都是“换个地方谋生”，可胡氏心里隐隐明白，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她的丈夫身上藏着一个秘密。

一个一旦暴露，便是灭门之祸的秘密。

王士元依然立在船头，目光穿过运河上袅袅的水雾，望向远处苍茫的天际。

他活了两辈子。

上辈子，他是二十一世纪一家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做的是项目管理，手下带着几十号人，每天跟进度、成本、风险打交道，日子过得忙碌而平庸。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下班后开车回家，在地下车库里听最后一首歌，第二天继续重复同样的循环。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深夜他加班到十一点多，开车回家时困得眼皮直打架，方向盘一歪，撞上了高速护栏——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头顶是粗粝的房梁和发黑的苇箔，耳畔是听不懂的乡音，鼻尖是陌生的潮湿霉味。那一年是康熙六年，他三十四岁。

之后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将眼前这个时代的轮廓摸清楚。

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前明崇祯皇帝的第四子，朱慈炤。他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一个流亡了二十多年的前朝皇子，隐姓埋名，以教书为生。他也知道了自己的结局——在历史的真实中，被清廷捕获，康熙皇帝亲下谕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迟处死。伊子俱着立斩。”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个儿子，连同他的子孙，将在大清的铁律下被彻底抹去。

这便是他最终的宿命。

每当想起这个结局，王士元的心底便会涌起一阵彻骨的寒意，像有一条毒蛇沿着脊背缓缓攀爬。凌迟，三千六百刀，一刀一刀地将人活活剐尽。而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也会一并被斩于菜市口。

这条既定的历史轨迹，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日日夜夜，须臾不离。

船行约莫一个时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运河两岸的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混着鸡鸣，又被秋风吹散。王士元将船靠在一处渡口，吩咐妻子胡氏生火做饭。

胡氏是个能干的女人，四十岁上下，面皮微黄，眼角已有了细密的纹路，但五官端正，年轻时想必也是个标致的。她在灶台前麻利地忙碌着，一边吩咐大儿子去提水，一边叫二儿子把带来的干粮和咸菜从包袱里取出来。三个儿子各自忙碌，连最小的女儿也在船舱里乖乖地坐着，不哭不闹。

王士元坐在船头，看着妻儿忙碌的身影，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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