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海图还压在三公主府的案上，京郊兵工厂的炉火也一夜未歇。

大宁像一头刚被唤醒的巨兽，肺里喷着煤烟，骨里滚着钢水，脚下的铁轨一寸寸往北山煤矿伸去。朝堂上下这些日子说得最多的，是镇海号，是补给舰，是新科进士，是铁路，是焦炭。

每一样听着都像好事。

好事多了，银子便流得比水还快。

雍京南市，天刚亮，粮铺门前便排起了队。

一个在铁路工地上做壮工的汉子拎着布袋，挤到柜前，粗着嗓子道：“掌柜的，粳米来二斗。”

掌柜拨了拨算盘，头也不抬：“一斗八十六文。”

那汉子一愣：“前几日不是八十二？”

“前几日是前几日。”掌柜抬眼看他，“你去问问码头，运粮的船钱涨没涨？再问问磨坊，雇工的价涨没涨？如今到处招人，谁还肯拿旧价做活？”

汉子皱着眉摸出钱串，嘴里嘟囔：“工地上一日八十文，看着是比种田强。可米也涨，盐也涨，布也涨，这钱还没捂热，就让你们这些铺子吞了。”

后头有人接话：“可不是。俺婆娘昨日去买粗布，说一匹又涨了十几文。家里小子腿长得快，裤子短一截，补都补不住。”

掌柜不乐意了：“你们只看涨价，不看这街上买东西的人多了多少。铁路工地发工钱，兵工厂发工钱，造船厂那边也在招人。手里有钱的人多，货就这么多，不涨才怪。”

“那朝廷不能管管？”

“朝廷管得了人吃饭，还管得了人买布？”

几句话一来一回，粮铺门前便热闹起来。

倒不是有人真饿着。

恰恰相反，如今雍京附近做工的百姓，手里比从前宽裕得多。铁路工地上壮工按日结钱，工坊熟手的工价更高，兵工厂和船坞为了抢人，甚至给部分匠人发了预支银。许多从前只能靠几亩薄田过日子的农户，家中第一次有了整串铜钱和小额银票。

可钱多了，花得也快。

米价一日一小动，粗布隔几日换一次牌，盐茶虽未猛涨，却也悄悄往上挪。酒楼里一碗肉汤比月初贵了两文，连街边卖炊饼的老妪，也把两个钱三个饼，改成了五个钱六个饼。

她还挺委屈。

“面粉涨了，炭也涨了，俺不涨，回家喝西北风去？”

买饼的小吏捧着热饼，咬了一口，含糊骂道：“都涨，都涨。俸禄还没动呢。”

旁边挑担子的脚夫听见，笑了一声：“官爷也知道钱不经花了？”

小吏瞪他一眼，没骂出来。

因为这话是真的。

雍京如此，江南、平江、临川这些富庶州府也差不多。

朝廷从江南豪强手里收上来的大量田契、死账和白银，经过皇家钱庄、海运商局、工部工程款、兵工厂采购款，又迅速回到了市面。地主旧仓里压着不动的银子，从地窖、暗柜和私账里被逼出来，变成了工钱、料钱、船钱、粮款。

这本该让市场更活。

也确实更活。

南北货栈里，伙计忙得脚不沾地；布行掌柜笑得合不拢嘴；铁料、木料、石灰、麻绳、桐油、煤炭，只要能和朝廷工程沾上边，价格都比从前硬了几分。

可活得太快，便显出另一种不安。

平江府一处茶肆里，几个小商贩围着桌子算账。

“上月买生丝，三两四钱一担，如今三两七钱还得抢。”

“俺铺里雇一个账房学徒，原先一月一两银，如今开到一两三钱，人家还嫌少，说铁路那边识字的记工员更吃香。”

“朝廷不是收了那么多田地和银子么？怎么东西反倒贵了？”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落魄书生冷笑道：“钱都让朝廷拿去修铁路、造铁船、烧炉子了。银子像水一样往外泼，市面上钱多，货少，自然涨。说不准哪日这钱便不值钱了。”

茶肆里静了一瞬。

这话不算大声，却让周围几桌人都听见了。

有人皱眉：“别胡说。如今做工能挣着钱，朝廷工程也没少给百姓饭吃。”

那书生道：“饭是给了，可米价也涨了。你今日多挣二十文，明日米布盐茶全涨回去，最后谁赚了？”

没人能立刻答。

这类话，开始只在茶楼、粮铺、码头和工地火堆旁零星冒出。

说朝廷把抄来的银子花得太快。

说兵工厂和铁路吃钱像无底洞。

说工钱看着高，东西却越来越贵。

还有更难听的，说定海王把大宁的钱都砸进了铁疙瘩和海船里，百姓早晚要替那些喷烟的怪物还账。

这些话不成气候，也没什么人敢公开喊。

可民间怨气从来不是先变成大旗，而是先变成买米时的一句骂，买布时的一声叹，拿到工钱后发现少买了半袋粮时皱起的眉头。

真正先慌起来的，不是沈砚。

是户部。

户部衙门里，几位主事围着一摞物价簿，脸色比账本上的墨还黑。

各州府每旬都要报米粮、布匹、盐茶、炭料、铁料、牛马、工价的市面行情。从前这些簿子多半只是例行入档，除非遇灾荒、战乱、囤积居奇，才会被翻出来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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