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纸炉里的湿灰尚未凉透，港口书铺已经摆出了另一批东西。

小册子只有巴掌大，灰黄纸面，薄薄十几页，封皮印着一枚简陋十字纹。没有使团纹章，也没有海关入境书号。价钱低得出奇，两枚铜钱便能买一本，若一次取十册，还能少算三枚。

最先发现不对的是《大宁时报》在港口的售报人。

那人原本去书铺送报，见掌柜将小册子压在报纸旁，便随手翻了几页。前半本讲海西创世、善恶、救赎，句子短，字也大，连不识多少字的码头苦力都能让人念着听懂。

翻到末尾，话锋却换了。

“天地有序，男女有位。女子居至尊，则上下易位，阴阳倒悬。”

“工匠逐利，商贾竞富，皆使人心离正道，而以器物代德行。”

“国若尊奇技而轻圣言，虽一时富强，终不免人伦崩坏。”

售报人不敢私下处置，买下一本，连同书铺收货的粗纸票据一并送去了印局。

苏清漪拿到小册时，正在整理传教士烧毁红册的残页。

她没有先看末尾那几句，只从第一页开始逐字读。读到第三页，她取出此前使团正式递交的祈祷文本，又让书吏搬来欢迎宴、和约与技术文书的三重译稿。

三份纸摊开，字句很快分出了差别。

使团正式译员习惯把海西宗教中的“灵魂”译作“魂灵之性”，把“天父”译作“在上之父”，句式虽生硬，却能看出原文痕迹。小册里却处处是“天理”“人欲”“纲常”“名分”，连“器物之利不可胜德义之本”这样的句子，也像从旧理学文章里整段揭下来，外面只套了一层海西经书的皮。

苏清漪拿朱笔在页边落下细线。

第一页，“天理”二字。

第四页，“尊卑定分”。

第七页，“妇德不出中馈”。

第十一页，“工商逐末，奇技乱心”。

她一处处圈过，没有批一句荒谬，也没有写教士煽乱。

书吏站在案边，低声问：“苏主事，这几句骂的分明就是陛下和新政。要不要先通知各书铺，把小册全收回来？”

“先查版本。”

苏清漪翻到末页。

末页没有印坊名号，只有一句“海西圣师述，大宁信士恭译”。装订线粗细不一，纸边裁得也不齐，显然不是使团带来的精装书籍，更不像宾馆里那批由正式译员誊清的文本。

她把小册交给另一名书吏。

“去买市面上所有不同封皮的版本。每间书铺分别记价钱、数量、送货时辰和经手人。不要惊动掌柜，也不要先说禁书。”

“若已经卖完？”

“留订单，说印局愿以三倍价收购。”

书吏应声离去。

半日之内，桌上多了七本小册。

封皮有三种，正文版式却完全相同。第六页同一个字缺了左边一点，第九页“人欲”的“欲”字下方有一道细痕，说明几批书大多出自同一套活字。纸张摸上去发涩，夹有未捣碎的草茎，墨色偏青，装订用的不是寻常麻线，而是一种染过淡褐色的棉线。

苏清漪把七本末尾并排压平。

其中五本的煽动段落一字不差，另外两本少了一句“女子居至尊”，却多了半段“臣强则君弱，商盛则农困”。

“不是传教士自己写的。”她道。

沈砚正从西暖阁赶到港口临时衙署，闻言拿起一本。

“为何？”

“写这段的人熟悉大宁旧文，却不熟悉海西原文。”

苏清漪点住“女子居至尊”一行。

“使团正式译文里，凡涉及君主，一直用‘国主’或‘王者’，从不用‘至尊’。‘中馈’也不是西洋教士常用的说法，是旧礼部训诫妇人的公文用词。”

她又翻到“工商逐末”一页。

“这里把工匠、商贾并作逐末之人，句法出自旧理学策论。海西使团自己带着商会名义而来，工程随员也公开称赞工匠技艺。他们未必尊重女子执政，却不会自然写出这样一段大宁旧儒才惯用的工商论。”

沈砚看完，没有立即下结论。

“可能是本地译者为了让百姓容易懂，自己换了词。”

“换词可以，增义不行。”

苏清漪取过正式译本，将相近的一段摆在旁边。

原文只讲人不可因财富骄矜，不可欺骗、偷盗、伤害他人。正式译文虽有生硬处，意思仍在。小册却把“不受财富役使”改成“工匠商贾逐利远离正道”，又在后面添了女子执政与奇技乱心。

“这不是润色，是借译文添自己的话。”

她说完，将每处用词来源分别标出。

有的近似旧朝女训，有的来自反对新科举的策论，还有一句“器盛而道衰”，曾在数年前国子监一篇驳格物文章里出现过。不是完全照抄，却保留着同样的对偶和断句习惯。

沈砚用指节敲了敲册页。

“有人懂旧文章，也知道怎么把话写得让码头百姓看懂。”

“至少不止一人。”苏清漪道，“正文前半段的译法很粗，像是拿现成译本改写。末尾三页文气忽然整齐，旧理学用词密集。翻译与增写，很可能不是同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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