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帆一剑退万军，为帝国赢来了宝贵的三个月喘息之机。然，这份“安宁”，仅限于东海波涛之上。帝京城内，乃至整个微光谷国秘境之中，那因慕容汐重伤昏迷、萧绝沉睡未醒、剑圣坐镇不出的权力真空，而悄然泛起的暗流，却比外海的惊涛更加诡谲莫测。

勤政殿，这座帝国权力中心，在失去了它那位永远精力充沛、杀伐果断的女主人后，气氛变得微妙而压抑。象征最高权力的玄铁御座空悬，御阶之下，每日朝会的格局，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原本，在慕容汐的绝对权威和萧绝的铁血手腕下，朝堂虽有派系之争，但大体维持着一种高效、且目标明确的运转。文臣以文仲明为首，主管内政、教化、律法；沈怀仁总揽钱粮、商贸、后勤；武将则大多唯萧绝马首是瞻，对外征战、对内镇压。沈观澜、苏问渠、裴寂春等人地位超然，是慕容汐的核心智囊与底牌，不直接参与日常朝务。

但如今，慕容汐昏迷，萧绝沉睡，独孤帆虽回归，却明确表示不插手具体政务，只在帝京中枢深处闭关，既是疗养先前损耗，亦是坐镇威慑，非灭国大祸不出。这便意味着，帝国的日常决策与执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由谁来填补的空当。

最初几日，尚有外敌压境、战后百废待兴的紧迫感，朝臣们尚能戮力同心，在文仲明、沈怀仁的主持下，处理各项紧急事务。但随着扶桑舰队退去，沿海危机暂时解除，东林废墟清理进入收尾，一些被强行压下的心思，便开始在暗处滋生、蔓延。

文仲明，德高望重，是慕容汐任命的宰相，处理政务经验丰富，由他暂代主持大局，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他出身旧式文人，讲究规矩、程序，行事风格偏于稳重甚至保守，在慕容汐那种雷厉风行、敢于打破常规的铁腕风格映衬下，显得有些“迟缓”和“软弱”。尤其在处理与沈万金勾结案牵连甚广的后续肃反、以及调配资源加速帝国重建这两件最紧迫也最得罪人的事情上，文仲明力求稳妥，步步为营，主张“查有实据，徐徐图之”，与部分经历过“铁帚”行动和“心术”清洗、见识过慕容汐雷霆手段的“少壮派”官员的期望，产生了分歧。

沈怀仁，老成持重，掌握钱粮命脉，是帝国运转的“大管家”。但他毕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且其长处在“管家”而非“决断”，在涉及战略方向、人事任免、对外方针等重大问题上，往往倾向于附议文仲明，或保持沉默。

军方系统，因萧绝昏迷，群龙无首。几位实权将领，如镇守北境的林炽（被紧急调回坐镇中枢）、东南海疆的秦镇海、以及拱卫帝京的几位将军，对文仲明这位“文官之首”暂掌大局，虽明面上表示服从，但私下里，难免有些“武将不得干政”的憋闷和对“文官误国”的潜在担忧，尤其对文仲明在军费拨付、军备更新、以及对扶桑备战方面的“谨慎”态度，颇有微词。

而朝堂之上，更多的，则是那些原本在慕容汐和萧绝的强力压制下，显得“乖巧”、“本分”的中低层官员，以及部分背景深厚、在之前肃反中侥幸过关、或“损失不大”的世家、商贾代表。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新的权力格局，寻找新的“依靠”或“突破口”。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不可久无主事。”这句不知从何处流传开来的话，开始在帝京某些圈子里，被有意无意地提起。起初只是私下议论，渐渐便有人借着呈递奏章、参与议事的机会，以“忧心国事”为名，委婉地向文仲明、沈怀仁，甚至是深居简出的沈观澜、苏问渠，提及“当务之急，是需确立一个临时的、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事之人’或‘议事之制’，以免政出多门，延误国事”。

提议看似合情合理，但其中蕴含的深意，却让文仲明、沈观澜等老谋深算之辈，心头警铃大作。确立“主事之人”？谁来主事？文仲明自己？他虽为首辅，但自问资历、威望、尤其是掌控军方的能力，远不足以服众，强行上位，恐生祸端。设立“议事之制”？那便是要分权，要引入更多势力进入决策核心，届时各方角力，扯皮推诿，效率低下不说，更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这背后，显然有人在推波助澜。目标，直指慕容汐昏迷后留下的最高权力真空。

勤政殿侧殿，如今成了文仲明、沈怀仁、沈观澜、苏问渠，以及被紧急从北境调回、暂时以“兵部尚书”衔坐镇中枢的林炽，这几位目前帝国实际核心决策层的日常议事之所。裴寂春要全力救治慕容汐和照看萧绝，极少参与。独孤帆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此刻，殿内气氛凝重。文仲明刚刚念完了几份措辞“恳切”、但字里行间透着“焦虑”与“建议”的奏章，内容大同小异，皆是关于“速定主事”或“广开言路，共商国是”。

“哼！这帮酸丁腐儒，还有那些个装神弄鬼的世家子，管理者刚倒下，就急着跳出来想分果子了？”林炽豹眼圆瞪，蒲扇大的巴掌拍在桌上，震得茶盏乱跳，“要老子说，哪个再敢聒噪，直接让刑天卫抓起来，按谋逆论处！看谁还敢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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