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腊八节之后，京城被一场场断断续续的大雪来回覆盖。

腊月十九，雪从半夜开始下，到天亮还没停，积了没踝深，把紫禁城的琉璃瓦、鼓楼的飞檐、城墙上斑驳的垛口都盖成了白的。

街上的车辙印被新雪一遍遍抹平，行人踩着雪走过，身后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很快又被雪填满。

顺天府随灾情情况在各坊设了十二处粥厂，东城三处、西城三处、南城两处、北城四处。

天不亮就开始架锅烧水，劈柴的斧头声在各坊巷子里此起彼伏。

米是几天前就从顺天府粮库拨下来的，比往年多拨了三成。

这多出来的三成，背后是万历与嘉靖改制一条鞭法之后推行的成效。

今年顺天府的赋税折银也比往年多收了一截，府库有了余粮，施粥的时候底气也足了。

柴是京营的兵帮着劈的，水是从各坊公井里现打上来的，大锅架在临时垒起的土灶上，火苗舔着锅底，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粥厂的秩序极好。

京营派出了五百名新训士兵，在各粥厂维持秩序。

这些兵和往年那些被临时抓差的老弱截然不同，往年冬赈，粥厂里外三层人挤人，推的搡的骂的哭的都有，维持秩序的老兵要么管不住，要么懒得管，靠在墙根打盹晒太阳，粥被插队的泼皮抢了也没人吭声。

今年这些兵站在雪地里，腰杆笔直，面色红润，号衣虽被雪打湿了肩头，人却纹丝不动。

他们不说话，不呵斥，不推搡，只是稳稳地站在那里，手按刀柄，目光平视。

人群里的躁乱自动就平息了，百姓信他们，不是怕他们，是因为这身号衣和以前不一样了，穿号衣的人也不一样了。

施粥的大锅冒着白气，米香弥漫了半条街。

排队领粥的人缩着手、跺着脚，队伍从粥厂门口排出去几十丈远，拐过街角还看不见尾。

但没有推挤，没有插队，也没有衙门差役挥舞水火棍骂骂咧咧的声音。

偶尔有小孩子从队伍里探出头往锅里张望，被大人扯回去，站在旁边的士兵会微微侧头看一眼，目光不是凶的，是确认孩子没跑丢的那种看。

一旁还有士兵专门审核是否符合领粥的资格，毕竟冒领的人真不少，光是这一会儿，抓出来的就有三四个。

顺天府尹王用汲站在西城粥厂的边上，身上的官袍被雪打湿了肩头，他浑然不觉。

他已经在各坊转了两个时辰，一处一处地看，看米够不够，看火旺不旺，看队伍里有没有老人站不住的。

转到这一处的时候他站了许久，不是发现问题了，是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在顺天府做了这些年，经历过多少回冬赈，从没见过这么太平的粥厂。

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那人穿着一袭洗得发白的旧衫，袖子短了一截，露出手腕。

脚上的布鞋沾满了雪泥，鞋帮子磨得起了毛边。

他端着一个粗瓷碗，安安静静地排在队伍里，不争不抢，脸上的表情和在南京估衣廊排队典当旧衫时一模一样——平静，从容，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满足，好像有这碗粥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他就是那个曾在南京估衣廊典当旧衫的私塾先生。

南京的肃贪风暴过后，他的东家被查了，学塾散了，他辗转到了京城，在城南租了半间屋子，靠给十几个平民孩子启蒙换几顿饭吃。

他虽然因为海瑞，日子过得紧巴，但他从不抱怨，因为他知道海瑞是对的。

此刻他排到了粥厂前，伸出碗，接了满满一碗粥。

粥很稠，米粒熬开了花，还加了红枣和杂豆，筷子插进去不倒。

施粥的伙夫认得他，入冬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来，特意从锅底舀了一勺稠的给他。

“先生又来了，今儿下雪，多喝点，暖暖身子。”

私塾先生端着粥退到路边，让后面的人接上，自己蹲在墙根下，吹了吹热气，慢慢喝。

他旁边蹲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端碗的手冻得通红，手指裂了口子，哆嗦着差点把粥洒了。

私塾先生伸手扶住了她的碗。

“大娘，慢慢喝。不急，管够。今年粥稠，锅里还多着呢。喝完再去添一碗。”

老妪点点头，低头喝了一口，眼眶就红了。

她说她住在北城根下的窝棚里，儿子前年死在边关上，媳妇改嫁了，就剩她一个人。

往年冬天都是饿过来的，今年听说粥厂的粥不要钱，才敢来。

旁边一个正在维持秩序的京营士兵听见了，转过头来，看着老妪，又看了看私塾先生，开口说了一句话：“大娘，今年米价便宜，顺天府多拨了米。你放心喝。我们在这儿守着，没人敢欺负你。”

私塾先生抬头看了那士兵一眼。

士兵很年轻，顶多二十出头，脸被北风刮得粗糙泛红，但眼睛亮堂，站在风里像一棵挺直的小树。

号衣上沾了雪，化了又结了一层薄冰，肩头亮晶晶的，但人不动不晃，手里按着刀柄，不是凶巴巴的按法，是一种“我在这儿，你们放心”的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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