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三，京城。

司礼监值房位于乾清宫西侧、遵义门（膳厨门）内养心殿北侧，三间打通的大屋，四壁都是从地面一直顶到房梁的木架子，架子上密密麻麻码着各色卷宗。

这里是万历在万历十二年下旨改建的。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纸张和防虫芸草混杂的气味，乍一闻有些呛，待久了便什么都闻不出来了。

张诚坐在临窗的案前，面前摊着一本半尺厚的册子。

册子的封面是暗蓝色的粗棉布，没有任何题签，也没有钤印。

翻开之后，里面的纸页已经微微泛黄，边角有反复翻阅留下的指痕。

每一页上都用工笔小楷密密麻麻写着人名、官职、日期，以及大段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某官于某处宴饮，花费若干；某年某月，某官长子娶亲，聘礼若干、宴席若干桌；某年某月，某官购置房产一处，位于某街某巷，所费若干。

字迹极小极密，一页能记下三四个人的信息。

整本册子从头翻到尾，少说也有两三百人。

这是张诚花了四五年时间，一件一件攒出来的。

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记着工部一个主事去年嫁女儿的排场——六十四抬嫁妆，从工部衙门附近的宅子一路抬到城东夫家，整整占了半条街。

嫁妆里有紫檀木家具一套、八仙桌四张、螺钿屏风一架、各色绸缎三十二匹。

按这个主事的俸禄算，不吃不喝攒二十年也置办不起这份嫁妆。

张诚拿起笔，在这条记录旁边又补了一行小字：查其妻兄为淮安府同知，疑有往来。

写完搁笔，他把册子合上，站起来整了整袍服，捧起册子出了值房。

乾清宫东暖阁里，万历正伏案批折子。

春末夏初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御案上，把他半边脸照得很亮，另半边隐在阴影里。

张诚进来的时候脚步极轻，走到离御案三步远的地方站定，躬身等候。

万历头也没抬：“说。”

“陛下，奴婢有一份东西呈上。”

张诚把暗蓝色册子双手托起，呈到御案一角，然后退后两步，重新站好。

万历抬起头扫了一眼那个册子，放下笔，拿过来翻开。

第一页第一个名字——朱黎，官职是吏部文选司主事，下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十几条。

他翻了几页，眉头渐渐皱了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回陛下，万历十二年秋，您密谕奴婢着手此事的。”

万历的手指在纸页边缘停了一下。

他确实记得。

那是冯保离京赴南京之后，张鲸接掌东厂提督满一年的光景。

张鲸那一年的所作所为，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将张诚召至跟前，当面交代了一件事。

朝堂上，百官的政绩，吏部自有考课；贪赃枉法，都察院自有弹劾。

明面上的监管，一重都不缺。

可那些看起来老实本分、私底下却手脚不干净的人，谁去查？

他让张诚去查。

不是大张旗鼓地查，而是悄悄地、一点一滴地攒。

像蚂蚁搬家，一粒米一粒米地往窝里搬，搬上三年五年，回头一看，已经攒成了一座山。

“这上面记了多少人？”

“文武百官共计三百一十七人，其中记录超过十条的，一百四十三人。重大可疑者，二十余人。”

张诚说得很平静，像在报一笔毫不出奇的账目。

这个差事他干了将近五年，从一开始的无从下手，到后来逐步摸索出门道，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章程。

他的人不查官员在衙门里干什么，那是东厂和锦衣卫的差事。

他的人只查官员在家里干什么。

住多大的宅子，宅子是什么时候买的、花了多少钱；家里有几口人，日常吃用开销多大；子女嫁娶排场多大，聘礼嫁妆从哪里来；平时有没有什么奢侈嗜好，是不是经常出入某些地方。

这些东西，一桩一件单独拿出来，都算不得什么铁证。

但攒上几年，把一个人所有的生活细节拼在一起，拼出来的图案就很有意思了。

万历的目光重新落回册子上。

他翻到标注“重大”的那二十余人的记录，一页一页往下看。

每翻一页，眉头就锁得更紧一分。

有一个是兵部武选司的郎中。

记录上写着：万历十四年购宅一处，价三千两；万历十五年长子娶亲，聘礼八百两、宴六十桌；万历十六年修缮宅第，换全套紫檀家具，估银两千两以上。

此人为官十五年，正五品，仅靠朝廷法定俸禄，年俸折合实银远不足三百两。

十五年的俸禄不吃不喝全攒下来，不过四千五百两。

光这三笔开销加在一起，就接近六千两。

还有一个是户部主事，级别更低，从五品。

记录上写着：其妻每年做寿，收礼折银不下五百两；万历十七年，其子在京郊购田产一处，值银一千二百两。

万历把册子啪地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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