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的登州港，海风已经带了初冬的寒意。

渤海湾的水色从盛夏的湛蓝转为深秋的铁灰，浪头打在防波堤上溅起的碎沫被风一卷，凉飕飕地扑在脸上。

港口内樯桅如林，密密匝匝的桅杆从防波堤一直排到远处的海平线，少说也有上百根。

其中六十艘是新式战船，三十艘来自福建水师，三十艘来自浙江水师，接旨后从宁波、泉州两港日夜兼程赶来，十月初便已在登州完成集结。

加上登州本港的北洋水师战舰和运兵船，整支舰队的战船与辅助船只总数已逾百艘。

这些新式战船是天津、登州、宁波、泉州、广州五座船厂近两年来日夜赶工的成果，船型统一，龙骨比旧式福船长出近一半，船底从前到后贯通一根粗如水桶的铁力木，船肋加宽了一尺五寸，船板也比寻常福船厚了两寸，全船用铁箍加固，船首包铁，船尾预留了双层舵位。

甲板上设计了三层炮位，底层重炮八门，中层中炮十六门，上层轻炮二十四门，舷墙上开了密密麻麻的火铳射击孔。

这样的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远洋决战而造的。

码头上，登州知府带着属官和民夫日夜不停地往船上装运补给——火药桶用油布裹了三层，每一桶都标了编号和重量；炮弹按口径分类码在木架子上，十二斤的破城弹、八斤的实心弹、散弹和链弹分门别类；粮草、淡水、药材、帆布、缆绳、备用船板堆积如山。

民夫们扛着木箱在栈桥上来回穿梭，汗水在十月的冷风里蒸成白汽。

水师大营的军需官们手持账册逐一核验，每装完一船就在册子上盖一个朱印。

水师参将李承勋站在旗舰“镇海号”的船艏，手扶船舷，望着港内这支集结了大明半数新式战船的舰队。

“镇海号”是宁波船厂去年下水的新式战船旗舰，船体比寻常新式战船又大了整整一圈，甲板上三层炮位共四十八门火炮，舷墙高可蔽人，船艏包铁厚达三寸，船舱里可容纳三百名水兵和军官。

桅杆顶上那面蓝底白字的“大明水师”军旗在十月的海风中猎猎翻卷，旗面被风鼓得笔直，发出啪啪的脆响。

他今年五十有二，须发已半白，脸上被海风吹了几十年，皮肤粗糙得像老船木。

二十岁那年，他投军入伍，追随戚继光驰骋东南沿海，与倭寇往复鏖战，刀尖舔血，亲历了嘉靖朝最为惨烈的抗倭海战。

而立之年，又随俞大猷镇守粤海，清剿海寇，平定海疆，足迹遍布闽粤洋面。

年届四十，奉旨北调，入驻登州海防营，从此扎根山东，半生漂泊于渤黄海的怒涛之上，戍守着大明的北方海疆。

戚继光当年在舟山对他说过一句话——“海上征战，船甲重于人力。兵卒殒命，尚可募新兵补伍；战船一沉，器械、人力、海防屏障尽失，寸海无凭，万事皆空。”

他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他见过太多因船不如人而葬身鱼腹的同袍，也见过太多因一船当先而扭转战局的时刻。

在海面上，船就是命，船在，人在，海防在。

船没了，一切都是空的。

如今他麾下的这支水师，拥有大明有史以来最好的战船和最好的炮。

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半辈子。

“参将大人，各船已准备就绪。”

副将在身后禀报，嗓音被海风扯得有些飘忽，“第一批水师已经集结好了。福建水师三十艘，浙江水师三十艘，东海水师二十艘，运兵船二十艘，全军共计战船八十艘、运兵船二十艘，官兵三万三千四百人。火药、炮弹、粮草、淡水——皆已装载完毕！”

李承勋点了点头，没有立刻下令。

他走下船艏，来到主甲板上。

甲板上站满了即将出征的年轻水兵，有的在最后检查火铳的燧石和药池，有的在用油布擦拭炮膛，有的在往腰间绑紧水手刀。

这些年轻人大的不过二十出头，小的只有十七八岁，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但他们握铳的手稳得很，眼神也沉得很，没有半点初次上战场的慌张。

过去大半年里，他们被那些从戚继光和俞大猷帐下退下来的老水手们手把手地教，每天天不亮就被从床上拖起来练帆缆操作、舵位配合、炮位装填、水战阵法、火器协同、接舷战与撞船战术，冬天在渤海湾的冰凌子里练泅渡，夏天在登州外海的烈日下练编队，风雨无阻。

老水手们用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把一个又一个渔民子弟敲成了能上战船的水兵。

“弟兄们！”

李承勋开口了，声音不高，但甲板上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海风把他的声音送到甲板尽头，送到每一层炮位的炮手耳边。

“你们练了大半年，从渤海湾练到登州外海，从帆缆练到炮术，从编队练到接舷。现在，你们要上真战场了。”

他顿了顿，抬手往东方那片灰蒙蒙的海面一指。

海平线上空云层低垂，把大海和天空压成一片混沌的铅灰色，看不见任何岛屿的影子，但所有人都知道，那片灰色的尽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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